初見康濯先生時，他鬢白，幹瘦，因個子高而背略駝，撐起的衣架子內有點空空****，在我的印象中完全是一個老人的形象。
其實他當時還隻有五十多歲，不過是在少年的眼光中提前成為一張老照片。他投身學潮的故事，奔赴延安的故事，在晉察冀邊區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後輩看來都足夠遙遠，無疑增加了這張老照片的模糊度和滄桑感。
從老照片中走出來的他，卻有活躍而靈敏的清晰風貌，甚至不無幾分天真。據說他飯量小，睡眠也少，卻能精神抖擻地連軸轉，幾乎是一種筋骨型的高能物質。他能準確叫得出來自各地業餘作者的名字，說出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和細節，記憶力堪稱驚人。作為湖南省文聯的資深主席，他同這些工人、農民、教師、小職員熟如老友，打成一片，時不時開個玩笑，有時說得興起還會一屁股坐到辦公桌上，雖戒了煙，卻索要一支煙拿來嗅一嗅，大概是要延續自己煙友的身份，拉近與老友們的距離。
上世紀70年代末，正值新時期文學的破冰時期。想必是湖南省“第一大黑鬼”的受害經曆，給他留下了對十年動亂的切膚之痛，他在隨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挺身而出，勇倡改革和開放，常有驚人之議，成為老幹部群體中的少數異類之一，因此也獲得大批新銳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擁戴。我的短篇小說《月蘭》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獲得主編張光年（光未然）及編輯團隊的全力支持，但因是一篇表現鄉村生活的悲劇故事，被中國台灣和蘇聯的媒體轉載，引起了輿論界激烈的爭議。先生對此事似乎比我還著急。據說他在好幾次會議上為這一作品辯護，又私下約我商議對策，還不把自己當外人，主動給我續寫了上千字，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以免我橫遭可能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