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初去了海南，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很少寫作，但有關經曆對後來的寫作可能不無影響。
當時交通十分緊張。我選擇大年初一動身，是火車上乘客最少的日子。全家三口帶上了行李和來自海南的商調函。原單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後來專程追過海峽。我讓他看我家的行李，說我家房子轉讓了，家具也賣了，還回得去嗎？他看到這種情況，隻好歎了口氣，放我一馬。
海南當時處於建省前夕，即將成為中國最大的市場經濟先行區。這讓我們這些滿腦子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人興奮不已。當時的擬任省長還公開宣布，將全麵放開民營出版，給人更多的想象—我幾乎就是衝著這種想象去的。
不過，市場經濟這東西有牙齒，六親不認，專治不服，遠不是那些知識沙龍裏的高談闊論，不是我們這種小文青的“詩和遠方”。一到海南，我就發現那裏的“單位”已變味，與內地很不一樣，既不管住房，也不發煤氣罐，讓你辦刊物什麽的，就給一個光溜溜的執照，一分錢的皇糧也沒有，連工資都得靠你們去“自我滾動”。幾乎不到一個月，我就發現自家的全部積蓄，五千元存款，嘩啦啦消失一大半，眼看就要見底。用自家的積蓄給自己發工資，摸摸腦袋，定了個每月兩百，感覺也怪怪的。
起步時，我們隻能給發行商打工。根據談下來的合同，我們每編一期雜誌，隻得到兩萬元，開支稿費、工資、房租後就所剩無幾。因為人家有資本，有市場經驗和營銷網絡，我們就隻能接受這種傍大款的身份。到後來，大款也傍不成了，因為人家要幹預編輯，就像後來某些投資商幹預拍電影一樣，直接要你下哪個角色，上哪個角色，連張藝謀這種大導演也頂不住。我們當然不幹，但談來談去，總是談不攏，我和同事隻好收拾滿桌的稿件，塞進挎包，揚長而去。那一天我們攜帶一包稿件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幾碗湯麵充饑，還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如何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