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說：“我真像拜神一樣的愛她。”（第34頁）當她跟著別人跑了的時候，他罵起來、哭起來：“吃我的鳥兒，搶我的魚和我的姑娘家……你們偷了我神殿裏的東西，我的神殿呀。”（第24頁）可是，這樣一種神聖感、崇拜感並沒有導致西方人的那種騎士精神，而是導致某種完全相反的東西，即導致想自己來品嚐禁果、占有她並享用她的情欲衝動：“這是一個甜美的果子，一個女孩兒。”（第64頁）這種中國式的神聖感並不是在自己的偶像麵前的自律，而隻是意味著不容許旁人來插手和染指我的東西、“我的寶貝”。就是說，這種神聖感隻不過是一種潔癖，一種要小心地保持和維護對象的清純、幹淨、潔白無瑕（以“留著我在世界上用”）的狂熱。“女孩被碰了，我的心就會發抖，因為那是我的心”，“我夢想著潔淨，想讓她殺死我，除了我心裏的一個地方，其他願望都是不潔的”（第98頁）。他希望和英兒一起葬在“花朵一樣的墳墓”裏以“保持清潔的樣子”（第112頁），那時，“我們都會變得幹幹淨淨的”（第204頁）；他最不能原諒的是“她拿了我的心，到汙穢的地方去了”（第100頁）；但他所能做的或他唯一想到要做的，不是去找那個“老頭子”算賬，去維護女孩子和自己的榮譽，而僅僅是“你把我摔碎吧，你不要把我的女孩子破壞，你把我破壞吧”（第26頁），這本身就是小女人的口氣。
因此不難理解，顧城為什麽對“姑娘家”、“女兒”和“女兒性”如此情有獨鍾了（據說他曾專門做過以“女兒性”為題的講演）。他不用“姑娘”而用“姑娘家”，不說“女子”、“女人”而說“女兒”，是特別看重女孩子在出嫁前（在“家”裏、當父母的“兒”）的玉潔冰清，所謂“凡山川日月之精秀，隻鍾於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紅樓夢》第二十回）。所以正如賈寶玉對林黛玉的愛一樣，顧城對英兒的愛也總是和“憐”字連在一起的，是一種“愛憐”（第39頁。韓少功也注意到這是中國人對“美麗”或“可愛”的通常的說法，見《馬橋詞典》“憐相”條）；女孩子自己也往往渴望把自己置於這種被人疼愛的地位，所以，她們總是找借口哭哭啼啼，嗲聲嗲氣，矯揉造作。“也許是因為和英兒在一起，心裏有一種凶凶的感覺，她喜歡這種感覺，喜歡有點暴力，這樣她更像女孩子。”（第34頁）正如賈寶玉對林黛玉一見鍾情時黛玉給他的第一印象是“顰顰”，同樣，英兒在初次見麵時“打動我的就是她那種孤兒似的神情”（第235頁）。他欣賞的是她在談論性的事情時“神色單純而天真，簡直就像小女孩一樣”（第144頁），盡管明知她是裝出來的，還是不能不為之動心。他在**時欣賞她“白色的內衣，小身體豐潤細致，到處都充滿女孩子的情趣”（第46頁），“我知道這是從小最深處的願望”（第48頁）。換言之，在他看來，保持著兒童式的純真幻想的愛情就是最理想、最聖潔的愛情，它的特點是，男孩女孩都要小，女的要有“東方女孩子式的小身體”（第46頁），“小小的裙子”（第56頁），“小小的**”（第57頁），“她們是上天無塵的花朵”（第249頁）；男孩子呢，必須是顧城那樣脆弱、敏感、孩子氣的小王子和童話詩人。“他要排除外界的一切，所有男人，所有男性化的世界、社會，甚至生殖和自然，包括他自己”，“他不做詩人，也不做學者，甚至不想為一個男人；所有的生長、發育都使他感到恐懼。……他一直反抗著他的性別，他的欲望，所要求他做的一切，他不僅是反社會的，而且是反自然的……他無法表達他的愛，因為他愛的女孩不能去愛一個男人；他也無法繼續他的愛，因為這種愛使他成為一個父親。”（第248—249頁）他與其說是努力使自己女性化，不如說是努力使自己兒童化、女孩化，他終生所求的是“像女孩那樣去生活、相愛”（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