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染的《私人生活》在很多方麵與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有相似之處。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一個不與群體相容、落落寡合的女性，都從小缺乏父愛，都有過小時候對自己身體特別敏感和關心的早期經驗，都有對自己和對同性肉體的欣賞、崇拜及類似同性戀的心理，也都有獨自一人出走並把貞操獻給自己所不愛的人的舉動；最後，她們都由於自己所愛的人離自己而去而變成了行屍走肉：多米自稱“被虛構的孩子”，倪拗拗則自稱為“零女士”；前者“脫胎換骨”成了幽靈，後者進了精神病院。這兩位很有個性的作家當然不是約好了才共同創作同一題材的作品，而是表現了中國女性作家某種文化心理上的雷同性和必然性。這正是我所關注的。
與林白相比，陳染似乎更加喜歡做哲學的沉思。她向往某種男性的方式，希望自己“具備理性的、邏輯的、貼近事物本質的能力”，不僅用皮膚、而且“用腦子”寫作（《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附錄，第264頁。下引此書隻注頁碼）。對於一個人與自己的“戰爭”，陳染的解釋是：“如果一個人要得到啟蒙、開悟，這種自我分離感是必需的經曆。但是，我仍然擔心，這種人格解體障礙會在未來的某一天失去控製，爆發成一種瘋狂”（第6頁）。這幾乎是對主人公命運的一種預言。倪拗拗的“私人生活”比起多米的“一個人的戰爭”來，更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戰爭”。她給自己的胳臂和腿分別取名為“不小姐”和“是小姐”。“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第55頁），“我覺得我一個人是很多人，這樣很熱鬧。我們不停地交流思想，訴說著隨時隨地遇到的問題。我總是有很多問題”（第10頁）。但奇怪的是，進入青春期，這種自我對象化活動便停止了。“由於我長大成人，我已經不願意與它們更多地交談了。我腦子裏的話語，已經默默無聲地長出了犄角，伸向了別處”（第104頁）。早年的內心衝突隻不過是一個孩子的任性和非理性的舉動。她曾莫名其妙地剪破了父親的一條新褲子。隨著理性的逐漸建立，這種孩童時代的衝動便一去不返了。當然，盡管如此，倪拗拗天生的任性和偏執仍然是她區別於他人的一個突出性格特點，她甚至有時會感到自己體內“有兩個相互否定的人打算同時支配我”，使“我”喪失行為能力（第109頁，又見第37頁）。但要由此來建立一個成年人的堅強人格，仍然無異於緣木求魚。在這點上，陳染和林白陷入了同樣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