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什麽樣的人格結構，便有什麽樣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這裏當然排除了那種醉生夢死、對自己一生根本不做全盤籌劃的自甘墮落者、喪失人格者，而主要著眼於一種有一定原則和規範的“理想人格”，特別是一個社會的上層知識分子所標舉並為全社會所公認的高邁的人格。而這種高邁的人格雖屬於高層次的理想，卻畢竟生於時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土壤，為一般社會上普通人所景仰、推崇和仿效。它並不是與整個社會、包括下層人民群眾相脫節和對立的，否則便構不成什麽理想人格，隻是一種怪癖和變態罷了。
在這方麵，我們可以舉出兩個較有代表意義的典型人物來做一番比較，這就是中國古代的屈原和西方近代歌德筆下的浮士德。這種“以古比今”，表麵上看來有些荒唐，其實並沒有什麽不合適，因為就人格結構來說，古代的屈原在現代中國人眼中，也仍是一種美好人格的楷模，並不因時過境遷而喪失其道德魅力和審美價值。中國的很多事數千年來並無根本的變化，尤其在文化心理的深層。
屈原是中國古代的偉大詩人。但他的詩主要是抒情言誌、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生遭遇和理想追求的，因此他又是他詩作中的一個主要人物形象。他的作品後人輯入《楚辭》，主要有《離騷》《天問》《九章》等篇。其中描述了屈原在被楚王流放時“九死其猶未悔”的忠君愛國之心，以及他在生與死之間徘徊、猶豫、疑惑、幻想，直到決心采取行動結束生命的思想曆程。這對於我們探討他內心深處的人格結構，展示了特別清晰的脈絡。
屈原對人生理想的追求，特別集中地體現在他對於自己人格的自辯、辯誣的殫精竭慮、不遺餘力上，透露出一種清高孤傲、潔身自好的自我感和疾惡如仇、憤世不平的**。我們可以把他的人生理想概括為一種“辯誣型”或“自辯型”的人生理想。當然，這種自辯，起因於政治上的功利，但這隻是現象。屈原因為忠心耿耿於振興楚國的大業，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獲罪於朝中小人，楚王聽信讒言，將他一貶再貶。這種奸佞當朝、忠良遭陷的話題，原是中國數千年政治生活中的老套套；而由此培養起來的中國人格的最高理想，便是能夠通過辯誣，從而使自己得到君王和天下人的真正理解和重用，即便是死後，也能“大白於天下”，得到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