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摩訶婆羅多》載“cina”亦遣兵將赴俱盧之野（Kuruksetra）參預關涉雅利安文明之存亡的俱盧大戰，由此可推測古蜀或許是史前雅利安文明圈在東土的一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重鎮。
首先是古蜀的貨幣，采用的是“國際貨幣”體係。在三星堆一、二號坑出土一種海貝，大小為虎斑貝的1/3，中間有齒形槽，這種海貝隻產於印度洋深海水域，顯然是從印度洋北部地區引入的。據史載，印度地區自古富產齒貝，當地居民交易常用齒貝為貨幣。三星堆出土的這些齒貝，大多數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以便於串係，用作貨幣進行交易。中國西南地區出土的這類海貝，並不止三星堆一處，在雲南大理、祿豐、昆明、晉寧、楚雄、曲靖，以及四川涼山、茂縣等地多有發現。這些地區沒有一處出產海貝，都是從印度地區引入的。把這些出土海貝的地方連接起來，恰是中國西南與古印度地區的陸上交通線——蜀身毒道。這表明，三星堆時期古蜀國的經濟絕非獨立封閉，而是屬於一個更大的國際經濟體。通過以貝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易，使古蜀與史前雅利安文明圈保持著持續而久遠的經濟交流。考古上也已經證明印度河文明與商朝之間是有聯係的，因為在印度河文明發現了屬於商朝的物品，在商朝也發現了印度河文明的物品。傑裏·本特利《簡明新全球史》如此寫道：
考古發現表明，在商朝，也可能在夏朝，中國就有了遠距離貿易的線路。盡管在中國和印度、西南亞之間存在高山和沙漠的阻隔，貿易網絡還是早在公元前3千紀的時候就把中國與西方和南方的大陸連接起來了。商朝墓中的玉石來自中亞，包括馬拉戰車在內的軍事技術通過中亞從美索不達米亞傳來。商朝青銅冶煉所使用的錫來自於東南亞的馬來半島，瑪瑙貝是經由東南亞從緬甸和印度洋的馬爾代夫運送而來的。……在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遺址中發現了幾件商代的陶器。[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