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較之作者，《世說新語》一書的性質尤為奇怪。曆來目錄學家都無例外地把它歸入“小說類”，從唐初《隋書·經籍誌》至清末《書目答問》，莫不如此。以至於現在無論是哪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都赫然記載，《世說新語》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誌人小說”的代表作，為言談、軼事的筆記體短篇小說。
對此，我是持審慎的反對態度的。我的理由撮其要者有如下四端：
其一，考察文學史，所謂“誌人小說”此前竟沒有先例，而《世說新語》卻應該是成熟之作，作者巧費經營，以孔門四科開其端，以三十門為類型框架，而每一類型又大致以時間順序為線索結構成書，顯得成熟，紋絲不亂。中國文學史上尚沒有這樣“越世高談”、突如其來的現象。
其二，細讀《世說》，便可發現作者動筆時是當作確有其人其事來寫的，而且絕大多數是屬於第一手資料，力求真實，拒絕虛構，與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小說以及神仙怪異的傳聞有著嚴格的區別。這當然影響到對《世說》一書的性質的判定。
其三，《世說新語》問世之後，曆代多有注本，其中尤屬南朝梁劉孝標的注本影響最大。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和裴鬆之《三國誌》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曆來為世並重，有“四大名注”之稱。劉孝標（462—521），名峻，字孝標，南朝梁學者兼文學家。劉孝標《世說新語》注的主要特點，一是糾正了劉義慶原文的謬誤，二是注文引用的材料廣泛豐富，旁征博引，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劉孝標是當世大學者，注書時態度極為嚴肅認真，也是以信得過的曆史資料來要求、來審視《世說》的。事實證明，劉義慶所記一千一百三十條，為劉孝標所糾謬之事不過百分之一而已。後來唐人編纂《晉書》，許多材料就直接引自《世說新語》。以至於我們現在撰寫學術論著（包括本人寫作文史論著），引用《世說新語》如同引用其他史料一樣是允許的。記得曩年隨先師吳林伯先生攻讀漢魏舊籍時，先生說此書與《文心雕龍》《昭明文選》互為表裏，言下之意，也認為此書是記錄魏晉六朝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