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的《文心雕龍》思想成分是複雜的，除了以上所敘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響以外，還存在著玄學、清談的影響。
玄學發生於魏正始年間。當時，一批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執政者和知識分子以《老子》《莊子》和《周易》為論理的基本思想資料，崇尚虛無，出言玄妙，因而人們又稱這種清談為“玄談”，有所謂“正始玄風”之稱。
清談作為魏晉時期崇尚虛無、空談名理的一種風氣，上承漢末清議，從品評人物轉向以談玄為主，兩晉大盛，延及齊、梁不衰，是貫穿劉勰一生的世風。當時記錄清談的書不少，現在傳世的隻有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了。據記載，當時的士人對此廢寢忘食，揮麈捫虱，如癡如狂。其中有些是高談玄理的閑聊天，但不少清談實質上是一種逐漸形成的準正規的學術討論。誠如宗白華先生在《美學漫步》中所說：“中國美學竟是出發於人物品藻之美學。美的概念、範疇、形容詞，發源於人格美的評賞。”透過那瀟灑不群、飄逸自得的魏晉風度，我們可以窺見《文心雕龍》的生長土壤。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文心雕龍》中“風骨”“寫送之致”等概念在清談中往往還不是文論的概念，不過即將成為文論的概念。通過對清談的考察，可以看出這些概念的產生和演變。如“風骨”，清談中所謂“舊目韓康伯，捋肘無風骨”“羲之風骨清舉”（均見《世說新語》），可見“風骨”原指人的內在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體態形貌兩方麵，然而在劉勰筆下，“風骨”已被賦予了新的生命，表示具有感染力與說服力的剛性美的風格，從而和諧地融化在其宏偉的文論體係中了。
如果說“風骨”等概念在清談中還未與文論發生關係，那麽，所謂“寫送之致”則是劉勰直接從清談中掇拾。按《詮賦》雲“亂以理篇，寫送文勢”，《附會》雲“克終厎績，寄深寫送”，均指文章結尾時的韻味。由於前人不解“寫送”之義，遂有臆改舊文者。如通行本《文心雕龍》（即黃叔琳本）《詮賦》作“送致文契”，馮本《附會》作“克終厎績，寄深寫以遠送”。其後範文瀾、劉永濟兩先生雖據唐寫本更正，範先生《文心雕龍注》更舉出《世說新語·文學》注引《晉陽秋》桓溫評論伏滔讀賦“今於‘天下’之後更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為未盡”，但亦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之嫌。其實，“寫送”即誦佛經的拖腔詠歎。《高僧傳》卷13《釋曇智傳》雲：“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朗清徹，寫送有餘。”又同卷《釋慧忍傳》雲：“釋曇調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晉宋時，玄、佛合流，清談家從佛教吸取了很多營養，將“寫送”帶入談詩論賦，以拖腔詠歎助其談鋒，而劉勰又將其記入文論，抓住清談這一契機，其間遞嬗甚明。可惜前人忽略，遂使其用心，千載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