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山海經》的文學定位始終存在著視角上的多元化傳統。比如，西晉時，郭璞稱時人皆論《山海經》之“怪”，以其為“怪書”，今人又常將《山海經》《黃帝內經》和《易經》並列稱為“上古三大奇書”，讚其之“奇”，這是基於批評論給出的定位。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謂其為“古之巫書”，袁珂又在《山海經校注》中視其為“神話之淵府”，這又是從內容角度給予《山海經》的定位。自《山海經》初創、成書，並不斷整理、考釋到如今，從這些角度出發的文學定位還有很多。它們相對主觀，所以大多仁者見仁、莫衷一是。不過，就文體論角度出發，《山海經》文體定位的觀點倒基本上是可以統一的。
首先，以“經”命名的古籍很多，所謂“經”大多是“經典”之“經”，即劉勰謂之“恒久之至道”者，也就是絕對真理，相當於宗教的教義，是人思想、道德和行為的標準界定。可《山海經》的“經”字，卻並非尋常所見儒釋道“經典”之“經”字。它的文體不是字字珠璣的“經”，它不是經文，也不能代表某一個學術流派的思想。從比較大的文體範圍來劃分，古人普遍認為《山海經》的文體應該被劃入“小說”這一大類。而其“經”字應釋為經過、曆經，用來表現人在空間上、地理上的運動。
徐州劉知幾像
劉知幾認為：小說分十類，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和都邑簿，《山海經》是地理書。
中國古典文學體裁“小說”經過了漫長的發展過程，最初的“小說”與今日的小說概念相去甚遠。“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雲：“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莊子所謂的“小說”，指修飾瑣屑的言論，這一概念顯然更接近於後世小說細分類別中的“瑣言”或者“瑣語”。古代文論史中，文體論是發展最早、價值最高的組成部分之一，早在南朝時，劉勰的《文心雕龍》中就研究或提及了包括騷、詩、樂府等35種文體。相比這些，“小說”的研究開始得較晚，最早的小說細分由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提出，他從史學角度出發，將小說分為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書和都邑簿等十類。此後，明代的胡應麟從文學體裁的角度上，又將小說分為六類，即誌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和箴規。到了清乾隆年間，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將小說的細分進一步精簡為三類，分別是以《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為代表的雜記，以《山海經》《穆天子傳》為代表的異聞和以《博物誌》《述異記》為代表的瑣語。此外，西晉郭璞注《山海經注》還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異聞之屬》當中。可見，無論是唐代劉知幾的“地理書類小說”還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異聞類小說”，小說一直被作為古代時《山海經》一書在文體上的基本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