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括地圖投影、方位標等基本地圖要素的上古原繪《山海經圖》和以東、南、西、北、中五方作為分章標準的文本《山海經》均表明：在《山海經》成書時，華夏民族已經具備了先進的方向觀，並且開展了長期的曆史實踐將這一觀念加以利用。
具體來說，《山海經》緣起的唐虞之際的大規模國土資源考察活動，禹或禹的部下自今山西南部至河洛地區一帶出發，其足跡遠遠超越了黃河流域這一華夏民族文化核心區的範圍。這種大規模、遠距離的考察活動，有賴於發達的方向識別能力。能通過對日月星辰和山巒水流的辨識，認清方位，確保考察方向不因地形的變化而偏移，這是成功考察的基礎。
其次，考察結束後，禹或禹和伯益要將考察的結果以語言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是文本《山海經·山經》的源頭，它需要更多的思維層麵的對方向和相關參照物的整理能力。當然，最重要的是《山海經圖》的繪製，要把三維空間內的地理信息分布在平麵上表現出來，這不僅需要三維空間中的方向觀，更需要地圖投影和方位標。顯然，這說明《山海經》成書前後，華夏民族已經具備了先進的方向觀和相當發達的空間思維能力。
方向的觀念，屬於空間概念。美國哲學家喬治·萊柯夫和馬克·約翰遜通過對“隱喻”的研究提出了“空間方位”（spatial orientation）的理論，他們認為：世界的係統化是由概念完成的，而人類的第一個概念就產生於“空間方位”，這一意識則直接來源於人自身的軀體。據《漢書·藝文誌》著錄《屍子》二十篇所載：“宓犠氏（伏羲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又據《繹史》載：“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也就是說，在上古傳說中，神農氏教會了人們種植五穀，這才使華夏民族進入了農耕文明。而綜上所述可以肯定的是，在神農氏或黃帝之前，華夏民族或稱之為華夏大地的遠古先民們一定存有一個類似於《屍子》中所載如伏羲氏時以采集和漁獵為生存方式以獲取食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