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書店，找書、買書、讀書，永遠是魯迅的一大樂趣。
弘文學院從收取的學雜費中，每月發還學生三元做零用。魯迅除買些廉價的櫻花牌一類的香煙外，大部分買書了。常和魯迅一起跑書店的許壽裳說，魯迅“讀書的趣味很濃厚，決不像多數人的專看教科書；購書的方麵也很廣，每從書店歸來，錢袋空空，相對苦笑，說一聲‘又窮落了！’”他們經常跑的書店是東京神田一帶的舊書鋪，以及位於本鄉的南江堂、日本橋的丸善書店等處。
魯迅關注的仍是哲學、科學、文學類書籍。他繼續搜集嚴複的譯作，開始看翻譯比較確切完整的日譯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譯介西方科技文化書籍的範圍數量遠大於中國，這使他能夠據此與嚴複、林紓等的意譯、節譯、編譯本做比較，從而深化閱讀。魯迅雖然在南京已經閱讀了一些新書刊，但正如周作人所說，更廣泛地與新書報接觸，乃是到了日本以後。魯迅在弘文學院購讀的新書刊，有案可查的就有：英國穆勒關於形式邏輯的名著《名學》（通譯《邏輯體係》），法國孟德斯鳩的《法意》（通譯《論法的精神》），英國耶林的《權利競爭論》（通譯《為權利而鬥爭》），英國斯賓塞的《群學肄言》（通譯《社會學研究法》），另外還有《摩西傳》《西方東侵史》《世界十女傑》，梁啟超創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日文書籍中有拜倫的詩、尼采的傳記、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還有一部魯迅十分珍愛的日本版線裝本《離騷》。
東京弘文學院畢業文憑
魯迅到日本之後，中國各省的留日學生及在日本的革命誌士，宣傳反清，鼓吹革命，紛紛創辦各種革命刊物，如《浙江潮》《新湖南》《江蘇》《湖北學生界》《漢聲》《譯書匯編》等。《浙江潮》是浙江同鄉會的會刊，自創刊號起，魯迅即訂購保存，並鼎力為會刊撰寫文章。對兄弟刊物，魯迅也是格外留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