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狂人日記》為發端，魯迅的“呐喊”“一發而不可收”。中國人從此可以接連不斷地聽到一種獨特而強有力的聲音了。在魯迅方麵，從日本時期的慷慨激昂到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大聲呐喊，中間經過了十年的沉寂、十年的聚積，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在客觀方麵，發生了被魯迅稱為“大風暴”的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了標誌著中國曆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五四運動。從具體條件看，一是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聘請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人物進北大任教；二是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蔡元培邀請陳獨秀到北大，任文科學長，並讓其把《新青年》帶到學校裏來辦。這樣一來，北大就成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主陣地了。這兩件合二而一的事都與魯迅有密切關係。蔡元培是看重並提攜魯迅的“伯樂”，魯迅到教育部即為蔡元培所請。1917年魯迅推薦周作人進北大，蔡一口答應，周作人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新青年》於1917年1月一到北京，魯迅就與之接上了關係，後來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魯迅說：“《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在這樣的集會上，也認識了李大釗，魯迅說李大釗給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新青年》同人中與魯迅兄弟來往最為密切的是錢玄同和劉半農。1917年至1919年間，他們倆與魯迅兄弟倆的往來平均每周一次，有時多到兩三次以上。陳獨秀、陳望道等也頻頻致信約稿。《新青年》同人們相互交流、相互激勵的熱烈氣氛，一掃魯迅的寂寞、悲觀與苦悶。他在致朋友們的信中說：“曆觀國內無一佳象，而仆則思想頗變遷，毫不悲觀”，守舊派“無論如何複古，如何國粹，都已不怕”，相信“中國一切舊物，無論如何，定必崩潰”。投入新文化運動之後的樂觀與**，正是魯迅“一發而不可收”的思想動力。到1921年8月，三年多時間，魯迅僅在《新青年》上就發表各類作品五十四篇，平均每期達到兩篇。高峰時如1919年一月號和二月號，各有五篇，十一月號有六篇。魯迅自我評價道：“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