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的新文學，固然有其內在的成因，但考察起來，外來的影響是極為重要的。作為新文學開山的魯迅，就直說他的創作“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並說他最初看重小說，想利用小說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因為那時中國還沒有“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新文藝，“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
事實上，魯迅的文學活動正是開始於翻譯介紹的。他第一次發表的文字，第一本出版發行的書，都是他的譯作。在北京時期，譯作數量遠遠超過了著作。《呐喊》出版之前，已有九本譯作（包括與周作人、周建人合譯）問世。這一時期譯作的選擇，仍如在日本時注重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那樣，還是從中國的國情、民情出發，從是否有利於轉移性情、改造社會出發，“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
魯迅翻譯俄國阿爾誌跋綏夫的作品不少，是因為他“是俄國新興文學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過是寫實派，但表現的深刻，到他卻算達了極致”。魯迅因此聯係到中國文壇：“現在有幾位批評家很說寫實主義可厭了，不厭事實而厭寫出，實在是一件萬分古怪的事。”魯迅對安德烈夫的評價是：“含著嚴肅的現實性以及深刻和纖細，使象征主義與寫實主義相調和。俄國作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如他的創作一般，消融了內麵世界與外麵表現之差，而現出靈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裏雖然很有象征印象氣息，而仍然不失其現實性的。”對另一位俄國作家契裏珂夫，魯迅注意的是：“往往描出鄉間的黑暗來，也常用革命的背景”，“頗富於諷刺和詼諧”。閱讀魯迅這些與《呐喊》中的創作差不多同步的譯作，往往使我們自然地聯想到魯迅小說的鮮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