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到來，給文學上尤為沉寂的廣州帶來陣陣熱風。魯迅的所有著作，在短時間內被搶購一空。3月15日魯迅寫信給李霽野說：“我所做的東西，買者甚多，前幾天至漲到照定價加五成，近已賣斷。而無書，遂有真筆板（即油印本。筆者注）之《呐喊》出現，千本以一星期賣完。《墳》如出版，可寄百本來。”自己著作熱銷，文學書籍看好，同時也是為了打破“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的廣州文藝界的寂寞，魯迅想辦一個書店了。於是，他接過孫伏園租好的中山大學後麵芳草街的一處房子，付房租六十元，從北京未名社、北新書局調集書籍，請許廣平的妹妹許月平料理代售業務，一個叫“北新書屋”的書店便開張了。
當然，熱烈歡迎魯迅的廣州青年更希望讀到魯迅的新作。可是魯迅實在太忙了，“如活在旋渦中，忙亂不堪，不但看書，連想想的功夫也沒有”。在中山大學期間，魯迅的確很少寫文章；但他的幾次精彩的講演，他的演說的獨異之聲，卻長久地回**在人們的心中。
香港青年會禮堂。1927年2月中旬，魯迅應邀赴香港青年會，先後發表了題為《無聲的中國》《老調子已經唱完》的講演
2月18日，應香港青年會的邀請，在許廣平等陪同下，魯迅赴香港。當晚，在嘩嘩的大雨聲中，做了題為《無聲的中國》的演說。第二天下午演說的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兩次演說均由許廣平擔任粵語翻譯。腳傷未愈的魯迅之所以欣然應邀，是因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正在香港鼓吹“國粹”，鼓吹尊孔、讀經，提倡文言文、舊道德。魯迅不會放棄就地回擊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合流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有非常鮮明的強烈針對性的講演受到當地政府的刁難就可想而知了。魯迅後來在《略談香港》中說：“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幹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