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到“革命的策源地”廣州以後，革命的言詞與口號盈耳充眼，甚至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瘋狂屠殺也是在“革命”的名義下喊著“革命”的口號進行的。這對於寫過阿Q“革命”和“不準革命”的偉大作家魯迅來說，無疑更加豐富和深化了他對革命的真與假、深刻與膚淺、長久與短暫等問題，以及文學與政治、文學與革命、文學與人民等關係問題的思考。在廣州，他就做過《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到上海之初，在發表的為數不多的文章中，就有題為《革命文學》《文藝與革命》兩篇；在一係列演講中，大都圍繞文學與革命、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等論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類問題，同時也是大革命失敗後，大部分從革命戰爭前線撤回到文化隊伍中來的作家、藝術家們關注的問題。後期創造社的鄭伯奇回憶說：“大革命失敗後……我們覺得這麽多進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聯合起來，共同辦一個刊物，提倡新的文學運動，一定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政治革命暫時受了挫折，先從文藝戰線上重整旗鼓，為迎接將來的革命**準備條件，豈不很好嗎？蔣光慈和段可情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們取得沫若同誌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訪問魯迅先生，談出聯合的意思，魯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並且主張不必另辦刊物，可以恢複《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他積極參加。我們都非常高興。”
弘一法師（李叔同）書“戒定慧”。1931年3月，魯迅往內山書店，向內山完造乞得弘一法師書法一幅
同創造社結成聯合戰線，是魯迅赴廣州時就有的願望。他在離廣州的兩天前致李霽野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歎。看現在文藝方麵用力的，仍隻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看來，魯迅與創造社在上海聯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學運動的願望，可以順利實現了。12月3日，魯迅與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蔣光慈、馮乃超等聯名發表《創造周報》複刊廣告，1928年1月1日，又聯名發表《〈創造周報〉複活了》預告。可是，事態的發展卻使魯迅大吃一驚。就在這個月，蔣光慈、錢杏邨等在上海成立“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創造社編輯出版綜合性理論刊物《文化批判》，兩家的刊物接連不斷地發表長篇大論，在鼓吹“革命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同時，否定五四新文學運動，指名道姓地把魯迅當作批判和攻擊的對象，從而引發了一場延續一年之久的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