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文學”論爭、組建“左聯”、推進革命文學發展進程中，魯迅還同新月社，主要是同新月社的梁實秋，圍繞文學的階級性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新月社於1923年成立於北京，其主要成員與“現代評論派”有淵源關係。1927年移到上海後，增加了新的成員，辦起新月書店，出版《新月》月刊，形成一個由自稱“自由主義的信徒”組成的獨立的文化派別。
無論“現代評論派”也好，“新月派”也罷，魯迅同他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待被壓迫者，對待大多數勞動群眾的立場、感情、態度上麵。當年在北京女師大風潮中，校方和當局聯手迫害學生，魯迅等人公開支持學生的正義鬥爭，“現代評論派”的代表人物陳西瀅卻以“公允”狀偏袒校方，為當局辯護，甚至散布流言，說學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暗中挑剔風潮”，並煽動當局“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這自然引起魯迅極大的反感和憤怒，他毫不客氣地在《並非閑話》一文中以他辛辣的筆觸，揭開以陳西瀅為代表的穿著“紳士衣裝”的所謂自由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虛偽性：“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
1929年9月，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發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和《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文學的“獨立”“健康”“尊嚴”為由，以文學表現最基本的人性為由，從根本上反對“無產階級文學”“革命文學”的提出，反對“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麵”，認為“文學就沒有階級的區別，資產階級文學、無產階級文學都是實際革命家造出來的口號標語，文學並沒有這種的區別”。同時又說一切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文學是少數人的專利品，“窮人為劣敗的渣滓”，“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和文學無緣”。還把魯迅辛辛苦苦翻譯的科學藝術理論指斥為“硬譯”“死譯”，“讀起來比天書還難”。實際上他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的傳播，是大不以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