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租賃大陸新村9號的同時，魯迅托內山完造在狄思威路（現溧陽路）另租了一間房子，在搬家之前十多天的3月27日，魯迅先將大部分書籍移往該處。
這間房子所在的整幢樓裏，原先住的都是日本人。魯迅租的這間房子在二樓，書箱的製作與北京西三條會客室的書箱相似，每隻書箱內分兩層，外有活門，可加鎖。這樣設計，摞起來是書櫃，分開來又是書箱，搬移極為方便。
三口之家居住大陸新村9號，是比較寬敞的，完全有地方擺放書籍，可魯迅為什麽要為他的書別租一室呢？他在信中對朋友說過：“此地也變化多端，我是連書籍也不放在寓裏。”魯迅一生以書為伴，讀書、買書、寫書，除書此外，別無長物；心愛與珍視者，亦唯書而已。在被通緝的白色恐怖與動亂不定的社會環境中，難說什麽時候禍及家室，魯迅生怕他的寶貝書籍慘遭查抄之累，不得不多一手準備。這樣做，得到保護的是書，受累的卻是魯迅。藏書室雖然距住處不遠，但也平添了不少查書找書的奔走之苦。再加無人居住之屋，門窗關閉，光線暗淡，冬春陰冷，在屋裏滯留時間略長，即有礙於身體。1936年3月2日，魯迅往藏書室取書時，不經意間翻書找書的時間長了，著了涼，回家後“驟患氣喘，幾乎卒倒”。就此大病一場，病情一直未見好轉。
魯迅的藏書室
藏書室的滿滿一屋子書，並不是魯迅藏書的全部。1926年離京南下時，大部分書留在北京了。上海所存，除從廣州帶來十多箱外，都是就地收集購買的。其中不少線裝書和日語書寄存到北京西三條舊居。魯迅多次談過打算到北京完成《中國文學史》與《中國字體變遷史》兩部學術專著的寫作，有關這方麵的參考書籍，都集中到北京去了。1944年，許廣平從報上看到“魯迅先生在平家屬擬將其藏書出售，且有攜帶目錄向人接洽”之事，當即致函周作人，要求“將魯迅先生遺書停止出售，一切遺物亦應妥為保存”；同時委托律師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聲明魯迅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全體家屬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在鄭振鐸、唐弢等友人及地下黨員王冶秋等的支持協助下，魯迅北平藏書得到有效保護。新中國成立後，許廣平將上海藏書移往北京。現在，魯迅全部藏書完整地保存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