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也有不喜歡魯迅的青年，甚至有攻擊魯迅的青年，但是，在絕大多數青年的心目中，在把文學事業當作人民革命事業一部分的文學青年的心目中，魯迅是吸引他們的磁石，是溫暖和照耀他們的太陽。
從遙遠的四川，從更遙遠的緬甸漂泊到上海的文學青年沙汀、艾蕪，在30年代初左翼文藝興起的大時代裏，極想使自己的創作對時代有所“助力和貢獻”，但又不願如某些革命作家的創作那樣，使一些虛構的人物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他們想寫熟悉的人，但又覺得這些人不在某些左翼作家主張描寫的範圍之內，於是，陷入了創作上的猶豫與苦惱之中。幾度思量之後，寫信向魯迅請教，確信“如果先生願給我們以指示，這指示會影響到我們終生的”。魯迅在回信（即著名的《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中指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能寫什麽，就寫什麽，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明確的答複，不僅對這兩位文學新人的崛起，對整個左翼文學的現實主義深化，也起到了幾乎決定性的作用。
魯迅校訂並作序或作後記，幫助青年作家出版的部分作品
被魯迅稱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好的作家”“最優秀的左翼作家”的張天翼，他的第一篇小說《三天半的夢》寫成後，曾投寄數家刊物未能發表，寄給魯迅，得到肯定和鼓勵，發表在魯迅主編的《奔流》上。從此，也“一發而不可收”，成為30年代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與魯迅關係最密切的柔石，魯迅看重他的《二月》，除詳細的口頭指點外，又為《二月》的出版寫下膾炙人口的“小引”。素不相識的葉永蓁寄來《小小十年》，魯迅提了修改意見，葉永蓁修改後，魯迅再提意見，葉永蓁再改，最後由魯迅改定並寫了“小引”，介紹出版。丁玲同魯迅說，她有脾氣，不好，魯迅說有脾氣有什麽不好，我就有脾氣，意在鼓勵她的創作個性。丁玲的《水》出版後，魯迅一下子要了幾十本。東北淪陷，蕭軍和蕭紅逃亡到人地生疏的上海，幾乎到了身無分文生活不下去的地步。第一次同魯迅見麵就借到了二十元錢，連回住處的車錢也是從先生那裏拿的，蕭軍說：“這活我於‘涸轍’的情義，是我終身難於忘懷的啊！”接著，魯迅引薦他們結識左翼文學界的朋友，作序並出資推出了他們裏程碑式的，也是現代文學史上裏程碑式的《八月的鄉村》《生死場》，魯迅同時也將兩位個性鮮明的作家推上了中國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