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可為當今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提供有益借鑒。
傳統中國涉及社會治理思想的最重要的學派有法家、儒家、道家等。傳統中國的治理思想反映不同時期統治者的統治意誌，既代表了某個曆史階段的高超水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曆史的種種局限性，需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作批判繼承加以揚棄，才可能使之成為現代文明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法家治理思想
先秦諸子中，法家一出場，就以一種國家管理哲學的麵目出現，主張以法治國、獎勵耕戰，推崇君主專製。晚周的封建天下，法家學說服務於諸侯列國，以諸侯列國“富國強兵”為其宗旨。法家治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包括在秦國推行變法的商鞅、重勢的慎到、重術的申不害等人，而集大成者是戰國末期的韓非。
法家認同“人性本惡”，其思想基於人性好利說。《商君書》載：“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顯然商鞅認為人性逐利如同饑而求食，是人的共性，無可非議；同時他還認為“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即人們逐利的本性隻有到死方能停止。
之後的韓非也以人性好利為基礎來立論，所謂“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韓非甚至以“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為例，認為父母與子女之間也是計利而行的，因此主張必須拋開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教化治理方式，而采用“因勢利導”同時又訴諸強力來治理國家。
法家顯然是站在君主的立場來論述國家治理思想的，因此強調君王的權勢和權威。法家重“威勢”、重“霸道”，韓非認為“勢者，勝眾之資也”，權勢是賢能和才幹能夠得以進一步發揮的基礎，沒有相應的權勢地位，根本無從對國家進行治理。而“權勢不可以借人”，君王隻有掌握唯一而絕對的強製力，才能獲取臣民的服從，進而建立社會秩序。之所以如此看重“勢位”的作用，在於法家強調法之製度、術之手段和絕對勢位，三者必須結合在一起，形成絕對合力，才能有效地完成對國家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