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指出，曆史意識強烈是中國實用理性的重要內容和特征。如果說，這是指我們的古人每提出一種學說一般都考慮它的現實可能性、穩妥性、影響的長遠性，因而不走極端，不標新立異，不甘曇花一現，則是對的；如果說，這是指我們的古人具有科學的或力求科學的曆史意識，則很難說對。從《春秋公羊傳》的微言大義，到漢代的今文學派，再到後來以複古為革新、托古改製、六經注我諸說，莫不以曆史為一定階級、集團的現實需要服務。派定古代某個聖賢為自己的祖宗，杜撰曆史以壯大自己聲勢是屢見不鮮的事實。這種作弊的技巧在世界曆史上並不乏其例，但那種特別需要依賴作弊的心理卻遠遠說不上健康。
禪宗的曆史也是疑霧繚繞的。“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2]這宣告禪宗誕生的事實，不過是“藏之秘府，世故無聞”之類莫須有的傳說（《佛祖曆代通載》卷四《周穆王辛未年事》之注），而載入《涅槃經》的文字，又無最富詩意、最傳禪宗之神的“拈花微笑”的雅趣（《大涅槃經》卷二《哀歎品》）；據說，禪宗源於印度，經祖師傳承，直到達摩一代才流入中國，但印度禪在印度傳了多少代，說者又莫衷一是，有說二十四代的，有說三十四代的，也有說二十八代的（此說較通行），數典而“忘”祖，此一例也；此外，佛陀釋迦牟尼傳教之初，有無必要另立“教外別傳”的禪宗、達摩何時在華、中土三祖僧璨是否實有其人、禪宗經典《壇經》是否為“中華禪”創始人慧能所作[3]，都還是疑問。至於達摩奉師偈來華，為梁武帝說“聖諦第一義”、死後又“隻履西歸”等故事，考諸信史，更是滿紙荒唐言。
然而事實是，禪宗是佛教的一支，在中國流播久遠，並對中國文化和民族心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而，我們談及禪學，不能不略述佛學，也不能不考察佛學如何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演變為禪學，明乎此，禪學對詩學的影響才能露出端倪、現出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