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賢區在移民來這裏落戶的前一個月還叫奉賢縣，一個月以後才撤縣建區。顯然是由於先入為主的緣故，年近七旬的蒲耀金老人還是一口一個“奉賢縣”。又由於他牙齒脫落，嘴型凹扁，說話不關風，所以至少在我聽來，他是一口一個“縫線線”。我是在結束南匯區的采訪後，由計處長親自開車把我送到奉賢區來的。這裏距離南匯和距離上海市區都是三十公裏，在交通地圖上像是個等邊三角形。三角形從結構的原理講是最穩定的。在與奉賢區人大副主任張昌濤、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俞凱豐和區移民辦副主任夏寶勳談到移民穩得住的問題時，張昌濤首先使用了這個結構上的名詞:“落戶奉賢區的八百多個移民中，十八到六十歲的有五百人左右，他們全部參加了區農村養老保險，和當地人一樣，實行社會救助。十八歲以上的移民全部加入了農村合作醫療，六十歲以上的移民全部享受當地村民同等的退養金待遇，所以他們生活穩定，情緒穩定，生產穩定，像三角形那樣穩定。”俞凱豐完全同意這個比喻，不過他想再精確一點兒:“這個三角形卻不是等邊的。由於他們年齡不相同，考慮的問題和麵臨的問題也不相同，一般說來，移民中的老年人存在精神方麵的負擔，中年人存在物質方麵的負擔，雖然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物質方麵的負擔容易減輕，精神方麵的負擔依然沉重，這在穩得住的問題上，我認為是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夏寶勳補充道:“在移民方麵，他們自己有個說法，那就是落戶到這邊來，年輕人是一種收獲，中年人是一種奉獻，老年人是一種犧牲。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無道理的……”他們的觀點無疑給了我及時的幫助，因為如此，我決定去拜訪移民中的兩位老人。
第一位老人叫陳大全，六十二歲，和老伴一起隨兒子兒媳落戶在齊賢鎮白沙村。當計處長駕車直抵他家院落時，老人特意換了一身新衣服，站在門口迎候我們。入座之餘，他拉住我的手，把我好一番打量，然後衝口而出道:“我認不到你，重慶太大，去過好多回了，也沒有碰見過你。你要是到過我們雲陽縣雙江鎮的話，隻要說陳大全三個字，不要說每個人，就是每條狗都認識我！到這邊來就不行了，沒得哪個曉得我，除了在家裏，在外麵話都沒得哪個跟我說，說了我也聽不懂，人家還跟你說啥子？”我順著他的思路問他:“你在老家這麽有名，大概不是莊稼漢而是手藝人吧？”“我是果農，幾十年的老果農，老果農就是莊稼漢中的手藝人。要是不外遷，雙江鎮園藝站王站長還要聘我當技師哩。”陳大全開口笑道，“不是自吹，在老家我種的廣柑是最黃的，橘子是最紅的，味道是最甜的，我有這方麵的手藝。移民外遷的時候，好多人心痛自家的果樹，把果樹砍來燒了，邊燒邊哭。我心想，要說對果樹的感情，我比他們哪個都深厚，我都沒有哭，他們哭啥子？所以我跟他們說，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隻要有本事，帶到上海不就行了嗎！”我點了點頭:“上海出產好些水果哩，我在崇明島看到了黃桃、水蜜桃，在南匯還吃了移民種的西瓜和甜瓜，特別是這裏的瓜果大棚，連新疆的馬奶子葡萄都能生長哩！”陳大全卻擺了擺手：“兩回事。我們的手藝和這邊是兩回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結一方果。大棚隻能解決溫度問題，解決不了土質問題。移民外遷的時候，我專門從老家帶了四根臍橙樹苗過來，結果栽死了三根，長活了一根。長活的這根有點兒栽頭:新葉子長出來了，可是形狀和舊葉子大不相同，我倒要看看隔兩年掛果的時候，能夠掛個啥子妖怪出來……”幽默、大度、直爽、勤勞，在陳大全身上，我倒看不出多少故土難離的精神負擔。生活是現實的，他必須向前看。我又順著他的思路問他:“你過去靠果樹養活全家，現在兒大女成人了，他們靠什麽養活你呢？”“我有六個子女，四個女兒都在開服裝店，一個在老家開，三個在北京開，都掙了錢。”陳大全不無自得地道，“移民過來的一兒一女也不錯，兒子在鎮上一家台資企業打工，月薪千把塊錢哩。女兒和兒媳在村子裏的玻璃廠上班，收入也還可以。”說到這裏，陳大全自己把話題拉回老家去了，“他們說我們移民外遷是舍小家為國家，我心想我那個小家算啥子？幾間土牆房子，修了十幾年了，屋基還是老人留下來的。在老家的時候，吃水要到井邊去挑，洗衣服要到河邊去洗，哪像到了上海，一切都是現代化，我和老伴也可以享幾天清福了。”我問:“你的老人都健在麽？”“死了，死了二十多年啦。”“那，臨走的時候，有沒有去墳前看看他們呢？”“沒有。我是老四，上麵有三個姐姐，家裏窮得叮當響，可是她們都念了書，偏偏我沒有進過學堂，父母把我害了一輩子，我還去看他們幹什麽？”陳大全說得很認真，甚至還有些理直氣壯，這多少讓我感到吃驚與費解。昨天對於他來說，也許隻是一個惡夢，一個陰影，而對於故土的眷戀之情，也許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心裏的壓力正在減輕。當然，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隨著環境的改變，物質上的滿足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白，隻有遇見家鄉人的時候，才能喚起他對往事的熱情與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