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某一天，《時代生活》通訊記者瑪麗·韋爾什手拿橘子，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這個橘子是剛到英國的美國朋友送給她的禮物。周圍的行人都驚訝地看著橘子，她之後說，就好像我拿著“一個人頭”一樣令人驚訝。距上次大部分倫敦人見到橘子或檸檬或香蕉已經兩年多過去了。戰爭結束時，許多英國小孩要麽從沒見過香蕉，要麽忘記了香蕉長什麽樣，所以都不知道如何吃。洋蔥也是稀有商品，稀有到被當作彩票獎品。
由於大量外國流亡者湧入，倫敦呈現出世界性大都市的模樣，但這也讓倫敦變得越來越破舊、汙穢。對大部分居民而言，經濟緊縮和貧窮是常態，食品及消費品的嚴重缺乏意味著他們得排隊數小時才能買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例如飲用玻璃杯、牙刷和縫衣針。發現一間商店門口排了大約70人，一個男人問另一位旁觀者他們都在排隊買什麽。“我覺得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在排隊幹什麽，”那人告訴他說，“一些人有點歇斯底裏——不管什麽時候看到一支隊伍，他們就會加入進去。”一位倫敦家庭主婦說：“很多時候，為買一磅土豆或半磅豬肝，我們得等一個多小時。”
除了戰爭和政治，食物成了瑪麗·韋爾什所認識的大不列顛人最愛聊的話題。“整個島嶼聽起來就像節食女人的俱樂部，”她說，“聊天的內容主要圍繞著營養的獲得，而非土豆、球芽甘藍和卷心菜這些食物的獲得。”戰後，居住在切爾西的某位藝術家的模特西奧多拉·菲茨吉本（Theodora FitzGibbon）寫道：“我們經常忘了我們處於饑餓狀態，因為根本就沒有足夠的食物。”小說家兼駐外記者德裏克·蘭伯特（Derek Lambert）在戰爭期間還是個青少年。關於他媽媽，他回憶說：“每天都忙活著為我和我父親爭取卡路裏、維生素、碳水化合物和熱量……我們顫顫巍巍地在廚房就餐，因為沒有足夠的煤炭燒火。我的母親得去爭取、尋找、節省、湊合、討好屠夫或責罵雜貨商。”由於煤炭和電力供應嚴重減少，人們都早早上床取暖。白天，女人們推著嬰兒車或提著菜籃，到臨時煤炭堆積所排隊等待，希望得到幾塊寶貴的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