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與達爾朗達成交易之後的數月裏，歐洲流亡者們都聚集在倫敦的倫敦塔、約克大教堂和一些熱門餐館和酒館，一邊不停地抽著煙，一邊探討這項交易暗含之意。受其影響最直接的當然是自由法國戰士，但其他流亡者們——挪威人、波蘭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利時人和荷蘭人——也在擔憂這項交易究竟意味著什麽，因為納粹也已經入侵並占領了他們的國家。當這些國家被解放之時，美國是否也會與像達爾朗一樣的賣國賊合作？
1940年春季當德軍攻占挪威和丹麥，緊接著掃**法國和低地國家時，曾在那年冬季聚集在鋪著有酒漬餐布的餐桌旁的大部分歐洲人都逃離了出來，來到倫敦。似乎每隔一天，喬治六世和丘吉爾都得去倫敦的某個火車站迎接不同國家的國王、女王、總統或首相。英國是歐洲僅存的一個仍在與希特勒作戰的國家，所以波蘭軍稱英國是想繼續作戰的流亡者們的“最後希望之島”。作為戴高樂的自由法國戰士和六國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倫敦成了自由歐洲的事實首都。
倫敦的流亡者無處不在。戴高樂和他的自由法國戰士藏匿在卡爾頓花園裏一間莊嚴的白色宅邸，與聖詹姆斯公園遙遙相望。距此一英裏以內，在位於切斯特廣場一棟被炸損的聯排別墅裏，荷蘭的威廉明娜女王曾邀請逃避到此的荷蘭抵抗戰士們喝茶。距離女王別墅三個街區的魯賓斯酒店內，波蘭總理兼總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Wladyslaw Sikorski）在此辦公。挪威、荷蘭和比利時三國流亡政府安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與麗茲酒店相對的斯特拉頓之家酒店。其他外國辦事機構則分散在貝爾格萊維亞區、肯辛頓、梅費爾、騎士橋和聖詹姆斯區。
到1943年，聚集到英國的歐洲各國的海、陸、空流亡士兵大約有十萬人，他們加入日益壯大的美國部隊以及來自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和印度的部隊。與美軍和英軍不同，這些歐洲人曆經千辛萬苦才到達這裏。“為了跨越海峽來到英格蘭，我們必須犧牲我們所珍惜的一切，包括我們的生命，隻為了能夠與納粹鬥爭，爭取自由。”戰爭爆發後，一名荷蘭法學學生埃裏克·黑茲爾霍夫（Erik Hazelhoff）說道，“大家目標一致：去英格蘭加入盟軍。”從1940年到1941年初，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認為英國將在幾周，最多幾個月內就被打敗，但這些歐洲人還是來了，“這些狂熱的、非武裝的英雄要對抗耀武揚威的希特勒。”法國新聞工作者艾芙·居裏（Eve Curie）如是說。她是物理學家瑪麗·居裏和皮埃爾·居裏夫婦的女兒，也是到倫敦的逃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