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火車站的鍾樓，時針正指著“2”。
下午的陽光雖然不十分耀眼，但是照在邱行湘的金表上，卻也閃閃發光。這塊金表在共產黨監獄的保管室裏，靜悄悄地躺了十年。十年前，邱行湘戴著這塊金表，走進黃埔村；十年後，邱行湘戴著這塊金表，走出功德林。此時，他站在鍾樓底下，慢慢抬起左腕，朝上望了一眼，迅速撥準時間。一部舊的機器，就這樣開始了新的運轉。
在人生的道路上，邱行湘走了五萬裏；在歲月的長河中，邱行湘度了五十年。直到離開北京的這一步，直到返回南京的這一天，他才隱隱約約地感到，他的全部生命，現在僅僅是一個開端。他希望得到財產——兩個帆布旅行包內的東西當然有限：特赦時發放的一套新衣服、一百元零用錢的剩餘部分——當他想到了折成四層放在內衣口袋裏的那張八開大小的特赦證，他終於獲得了人生和歲月的價值，從而攜帶著他的全部財產，滿載而歸。
邱行湘對這個世界上所發生的一切，充滿了感激之情。當周恩來的秘書替他們買好車票，幫他們運完行李，一直到送他們進入車廂，為他們找到座位，然後在站台上與同車南下的邱行湘和陳長捷握別的時候，邱行湘當著眾多旅客的麵，又一次滾下淚珠。他後悔為什麽要離開北京，他渴望見到江南的老母，這種交織的情緒，維持了他整整一夜的行程，而滾動的車輪，卻攪擾了他整整一天的思緒……
邱行湘想到國家公安部的大門。就在他臨行前一天，公安部辦公室席主任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約見了邱行湘。席主任的辦公桌上，三部電話機不斷作響。這位當年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的老幹部，曾在黃埔村後的窯洞裏，與康澤有過一整天的談話，而今在百忙之中，又與邱行湘談了一個小時。邱行湘不能忘記的，是席主任這樣一段話：“你的老家有五間大瓦房吧？土改的時候，被政府沒收了，現在當地生產隊已經用做了食堂。你的老母還是住在原來的地方，隻不過房屋比較窄小，也比較破舊。你如果有想不通的地方，可以提出來和我們商量。我們希望你正確對待，支持生產隊，和當地農民搞好關係。這件事情處理得好不好，不僅關係到你自己，也關係到黨的改造政策。你需要得到人民的承認，黨的改造政策也需要得到人民的理解。”對於這次談話，邱行湘深感意外的，不是談話的內容，而是談話的時機。不過他畢竟熟悉了共產黨人改造他們的規律：不放棄任何一個機會，不遺漏任何一個環節，總是把可能產生的後果，消滅在後果產生之前……邱行湘此時倚在車窗旁，望著鐵路旁側的裏程碑，一個一個地從眼底閃過。一個壓倒車輪轟響的聲音在他心裏說：知我者，共產黨也；愛我者，共產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