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收到的美國來信，是大女兒杜致禮寫的。自從母親曹秀清回到父親身邊以後，杜致禮很少給家裏寫信，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尚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與國民黨台灣保持著外交關係，因此信件往返存在障礙甚至存在危險。用杜致禮以後回到北京的話說“國民黨人員在美國活動猖獗，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後，我隻要走出家門，便會受到監視”。杜致禮的這封家書，如同過去一樣，也是通過第三方轉交到杜聿明手裏的。
杜致禮在信中說，母親原本是國民黨當局讓她來美國動員楊振寧回台灣的，可是楊振寧仍在美國，她卻跑到北京去了。國民黨當局為此大為光火，並且為此撤銷了好些人的職務。“但是，這幾天的說法變了——”杜致禮告訴父母，近日有國民黨人員對她說，她母親回北京與她父親團聚，實乃人之常情，台灣方麵不僅沒有責備之意，相反已向她在台北的兄弟姊妹表示了由衷的祝賀。“依我的看法，說法變了，初衷依然——”杜致禮在信中說，楊振寧已經收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正式邀請，歡迎他在方便的時候赴台講學。而楊振寧的看法是，此事涉及與學術無關的政治，因此想征求一下嶽父嶽母的意見再說。
杜聿明身為軍人，自稱不懂政治，但是，他完全明白，自己已被卷入一場政治較量的旋渦。蔣介石在台北召見曹秀清，周恩來在北京派人進入功德林，雙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樣的。那就是台灣與大陸同時期待著楊振寧的訪問。如果說，1957年楊振寧的老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張文裕在功德林取走的是他的一封信，如果說，1958年楊振寧的父親、上海複旦大學教授楊武之在功德林取走的是他的一份情，那麽，1965年，杜聿明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他在北京主動獻出的則是他的一顆心。“我在北京等你，親愛的寧婿。”這寥寥數語，通過全國政協轉到外交部，由外交部轉到英國駐華臨時代辦處，由代辦處轉到英國倫敦，由倫敦的一位數學家轉到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由研究院的一位數學家轉到與他同一個研究院的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夫人杜致禮手裏。當然，這僅僅是故事的開始。故事的結尾，便是1971年，楊振寧偕夫人搭乘的那架漆著五星紅旗標記的波音747飛機，在首都機場徐徐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