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爭論的雙方，現在是杜聿明和台灣的一家報紙。這家報紙的美國版登了一篇文章，罵杜聿明是叛徒。當杜致禮在普林斯頓看見報紙，然後抓起電話把報紙念給父親聽的時候，杜聿明嗬嗬地笑了。他告訴女兒：“我被共產黨釋放時，台灣就這樣罵過我。以後寫了不少文史資料，他們又這樣罵我。現在當了全國政協常委，他們不這樣罵我才怪呢。盡管我耳朵聽起了繭疤，我要說的還是那句話：我投降的是人民，追隨的是時代，隻要我沒有背叛真理，我就不是叛徒。”杜聿明也把這句話告訴過新華社記者，通過媒體，算是回應了對方。
對方不再是這家報紙的分支機構了，這家報紙設在台北的總部經過緊急磋商，拋出了一個“我們與共產黨沒有公仇，隻有私恨”的說法。這個說法杜聿明是在辦公室從新華社的內部通訊《參考消息》上麵看到的。他當即告訴鄭庭笈：“過去罵來罵去不好，現在要講道理嘛。沒有公仇，這就對呀，都是中國人，都希望中國富強。至於私恨，那就沒有必要了。國共兩次分裂，其間國民黨殺了多少共產黨人，這是有案可稽的。最後國民黨戰敗，共產黨連我這樣的頭等戰犯都沒有殺，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你說是不是呀？”
“當然，當然！正是共產黨對我們有不殺之恩，我們才知道知恩圖報。不過，恕我直言，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知道報恩，卻不知道怎樣報恩，這個情況你了不了解呀？”鄭庭笈邊答邊問，反而把杜聿明問糊塗了：“我不解其意，願聞其詳。”鄭庭笈頓時談興大發：“那好、那好，平日難得見麵，今天正好向你討教。你是知道的，遼沈戰役我被共產黨俘虜後，曾替解放軍的電台寫過一篇廣播稿，號召我的部隊認清局勢，放下武器，回到人民的懷抱。事後得知，我這篇廣播稿是起了作用的。為什麽會起作用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是國民黨第四十九軍中將軍長，以這個身份說話，即便被俘還是有人聽的。現在我主動為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廣播》節目寫稿，可是寫了三篇，播了九次，我認為沒有起到作用。為什麽起不到作用呢？原因仍然很簡單——因為我靠親情說話，親情在政治鬥爭中是脆弱的，起不到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