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的標題是《將軍賦采薇》，寫的是戴安瀾的事跡。鄧庭笈是戴安瀾的部下，從忻口會戰開始。閻錫山在山西戰場組織的這場會戰，與日軍大戰二十八天，鄭庭笈在《抗日戰爭親曆記》中的那篇文章，隻寫了一天的戰鬥。因為這一天，他中了三發子彈，其中一發直穿咽喉要害。大難不死，他給自己取號“重生”。
生者是相對死者而言的，每當這樣想時，鄭庭笈就會平添一股力氣。這股力氣是屬於他的，他卻需要用到他的老長官戴安瀾身上去。戴安瀾酷愛文學，帶兵得暇寫過三本書，可是，自從遠征軍緬甸抗戰以後，就永遠不能拿筆了。老長官不能拿，老部下拿，就像當年拿槍打日寇一樣，左缺右補，前仆後繼，這還有什麽猶豫的呢？稿子的扉頁，鄭庭笈寫了這樣一個前言：
將軍自知傷重難起，有葬身異域之虞。在彌留之際，時而手指地圖，念念不忘全師能否撤回滇境，並戰場托孤，囑我對其年幼子女諸多關照，以竟父誌……
寫到這裏，鄭庭笈戛然而止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可是就是這個“忠”字，讓他愧疚了半輩子。自從戴安瀾的靈柩緩緩東去，他就再沒有見到老長官的任何子女。直到90年代初，在全國政協七屆五次會議上，他才見到了同是全國政協委員的戴複東。鄭庭笈緊緊拉住戴複東的手，淚水潸然而下：“特赦以後，就想去上海看你們，可是我不敢去，因為你們已經長大了，我沒有盡到一點兒責任，哪有臉麵向你父親回話啊！”戴複東安慰道：“有鄭叔叔牽掛，我爸爸也會感到欣慰的。說到我們兄妹的成長，我隻想說一句話，要不是解放，戴安瀾的子女是上不了大學的，就是考上了，也讀不起！”
鄭庭笈難以置信：“為什麽？戴安瀾是國共兩黨公認的英雄，你們是烈士家屬呀！”戴複東細細道來：“鄭叔叔知道的，我媽媽把二十萬法幣的撫恤金捐出去辦了學校。她雖然擔任著學校的董事長，但不取分文，所以自從我爸爸犧牲後，我家就靠變賣東西過日子。有時候，急等錢用，東西幹脆賣給左鄰右舍，也就是賣給爸爸生前同僚們的家屬。他們卻乘人之危，一個勁地殺價。那時候，我在酣睡中常常被媽媽的哭聲驚醒。媽媽邊哭邊說，人在人情在啊……”鄭庭笈氣得渾身發抖：“告訴我，是哪幾個狗雜種如此無情無義、喪盡天良？就是去了台灣，我也不會放過他們的！我那兩個兄弟鄭介民和鄭挺鋒，在台灣有權有勢得很呢！”戴複東淡然一笑：“過去的事情了，我隻是向鄭叔叔傾吐一下而已。記得剛解放時登記財產，我家的全部財產僅僅有半袋大米。但是，每個月，我媽媽可以去街道領取救濟糧；每個月，我可以在學校領取助學金。以後媽媽在上海楊浦區街道當了治保主任、軍烈屬組長，每個月，她還可以領取固定工資、加班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