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緣可以扭轉一時的厄運，常理方能挽救一世的沉淪。
《聖經》曾經告訴杜建時：“頭腦簡單的人多麽幸福。”然而，他實在無法接受上帝的旨令，如果他需要再次祈禱的話。這位美國軍事學院的留學生，可以躲過太平洋上的風暴，卻不可以回避八角樓下的旋渦。
浮木是多種多樣的。
戴著中將軍銜的國民黨天津市長杜建時，與其說是一個科班出身的軍人，倒不如說是一個頗有資曆的文人。他於美國軍事學院畢業之後，又進美國加州大學攻讀了兩年國際政治。回國未久，1945年3月，蔣介石派他到美國舊金山參加聯合國首次製憲會，此時加州大學為他補了一個博士學位。
文人的腸子彎彎多。杜建時對於姚處長公布的討論題，並沒有直接的答案。他沒有機會在戊字胡同走廊上發言，否則我們可以發現他的思維的邏輯：民族氣節與政治信仰是合拍的，如果有誰能夠證明社會主義對了，那麽我一切都錯了，而且不僅僅是我錯了，反之。如果有誰能夠證明資本主義對了，那麽我一切都對了，而且不僅僅是我對了。正是基於這種邏輯的規定性，杜建時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四二五頁的以下文字加上了著重符號：“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
在美國改名為“S·T·杜”的杜建時，較之黃埔係國民黨將領，前者的資本主義意識為多，後者的封建主義色彩為重。正因為這樣，他認為在任何一個命題中，先爭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的公益，再談政黨權力與政黨理想的私見，離開物質條件的一切道德觀念都將為現代文明所最後淘汰，中國人的“忠孝節義”則是中國社會貧困與愚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