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在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的下時候，常常采取抽象法。並且，即使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實際情況仍然會比《哥達綱領批判》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複雜得多。因此，正如同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警告的“在曆史科學中，專靠一些公式是辦不了什麽事的”那樣，僅僅用抽象的社會主義的概念來代替國民黨戰犯對新中國的具體的認識，其效果是否完全像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可靠，這是值得懷疑的。
譬如說，功德林戊字胡同走廊上的發言剛剛結束，丁字胡同走廊上便出現了國民黨第六十四軍中將軍長劉鎮湘的聲音：“我就不相信當權者手裏有什麽真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曆史就是這麽一回事。”盡管他在小組內遭到比淮海戰役中碾莊西北陣地上更為猛烈的攻擊，但是劉鎮湘比當年穿好製服準備與陣地共存亡時更具有勇氣，他在他的大通鋪上毅然宣布絕食，以示對共產黨的理論的崇拜者對他的言論的批判的抗議。不過，劉鎮湘並沒有躺多久，幾天以後，管理處向全體國民黨在押戰犯宣布了外出大參觀的決定。
這個決定顯然是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最高決策人製定的。它不僅使功德林的國民黨人卷入激動的旋渦之中，而且也使功德林的共產黨人卷入相同的旋渦之中
對於管理處的共產黨人來說，理論維持了他們漫長的作戰。經驗告訴他們、理論的說服力畢竟是有限的，他們的對手仍然有理由憑借自己的理論去維持漫長的應戰。現在是讓事實說話的時候了。共產黨人的苦口婆心已經把攻克心靈的戰役推進到了發起衝鋒的時刻。這是一個激動的時刻，又是一個憂患的時刻。單為日程上參觀武漢長江大橋一項，關於讓不讓國民黨戰犯登上橋頭的問題，管理處就討論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