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肖寧鳳攝）
在我們下鄉三年之後的1972年，知識青年迎來返城的**。知青返城是一個讓人們高興得合不攏嘴的大好消息，全社會都歡呼雀躍。因為知識青年們終於可以回到故鄉與家人們團聚，家長們也終於盼來自已的子女回到身邊。
我們新民大隊四個生產隊的十多個知青開始返鄉，我們一隊的楊傳瑞、王宗元、李肇琍、李肇琍的妹妹；二隊的馮大衛、梁和、唐沙波、肖寧鳳；三隊的袁長江、龔長寧；四隊的王宗笠、劉明白。這十二個人全部都“刑滿釋放”，隻留下我和鮮繼錦二人回不了城。
我不能回城是因為政審材料上寫了我父親“問題不清楚”幾個字，這幾個字可把我害慘了。如果寫的是“資方代理”、“資產階級”之類都還好辦，至少問題是清楚的。但是“問題不清楚”，招工的就不知道是什麽問題了。我大弟劉明白的檔案是否與我一樣我不知道，但明白會拉手風琴。這一拉，招工的就把他收了。我本來也可拉拉小提琴，但明白把我的小提琴偷偷拿回城去賣了，用那錢為自己買了一個舊手風琴，我就什麽表演道具也沒有了。鮮繼錦到底是因為什麽原因不能回城我不清楚，恐怕是因為他的父親解放前是重慶的大資本家。他後來比我還要慘，一直在興隆待了八年，此是後話。
我的同伴們一個個地都離開了，我們新民一隊隻剩下我一個人“形單影隻”，熱氣騰騰的屋子變得異常冷清。晚上、月冷風清，沒有一絲人氣。因為我們後來獨立門戶，搬到專為知青修的木屋，離社員們又遠，所以，她們走後，我就一個人獨守幾廂空房。寂寞孤獨差點要把我淹沒，住了不多天，我就覺得自己快要瘋了！
父母為我回不了城焦急萬分！他們到處托人幫忙，使勁要把我調出來。當時，最有“權勢”的恐怕就是我的六姑爺和隔房的彭姑爺了。六姑爺在市委工作，是個一般幹部。彭姑爺是革命幹部，級別也不高。我爸就去求他們幫忙，他們又去求別人幫忙，爸媽還去找過我的老師。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想到了，試過了，還是一籌莫展。於是，他們開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小菊、實在回不了城也沒得關係，好好勞動，爭取今後在興隆區上的小學教書，當個小學老師也要得。”我們生產隊的那些熱心婆娘還打起了我的主意，準備給我找個“好婆家”。有一天，一個本家（劉姓）把我叫到屋裏，給我煮了一鬥碗油醪糟雞蛋，裏麵整整有十二個。我本來平時就餓得慌，加上回不了城又氣得慌。我端起那一鬥碗醪糟雞蛋，駦都沒打一個，三下五除二地吞進肚裏。我心想，不管他們為何招待我，不吃白不吃，管他媽的喲！劉姓大嫂見我這個樣子，支支吾吾地也沒說出個名堂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