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一節中已經說過，通常我們辨認物體依據的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特征。這種說法必然會招致疑問，必然會有人向我詢問什麽才是重要特征，我為什麽稱一種真理比另一種更重要。這一問題必須立即得到解答，因為很明顯，我們在評判畫家所表現的真理時，不僅要考慮畫家表達真理的準確程度，而且要考慮真理本身的相對重要性。任何時候，藝術的力量都不足以表現全部真理，凡是犧牲小真理而保存大真理的藝術家，都必須被看作是最忠實的藝術家。
假如我們用亞理斯多德式方法開始調查，審視主題的φαιυóμευα，我們立刻就會想起掛在每個人嘴邊的一句格言：“一般真理比特殊真理更重要。”這句話如果是在實踐中明白的，那它就是真的、有用的，如果是用於爭辯，那它就是假的、令人誤入歧途的。在交談中，我常常讚揚特納總是那麽多變，每一個布局都有其獨特的特征。我常常說隻有看過特納所做的一切之後，才能對他的思想有所了解；我也曾說過誰都不能預言特納的畫最終會是什麽樣，唯一能夠預言的就是和所有舊作都不不同，展現出新的真理。不管叫知識也好，還是叫想象也好，我曾經用這種用之不竭的玩意兒，對抗對克勞德和普桑的五六個概念無休止的重複。每當這種時刻，我就會遭到激烈的反對，反對者們鄭重其事而又洋洋自得地宣稱：“那畫的不是一般真理，那畫的是特殊真理。”瞧，根據同一原則，在作家身上，我們把多變和豐富看作是天才最明顯的標誌，而到了畫家身上，卻成了錯誤最明顯的標誌，這樣應用原則肯定有問題；我們還將會發現，不加限製地把這一原則應用到其它事物上，整個論點都成為徹頭徹尾的謊言。比如，詹姆遜夫人曾經提到過自己認識一位女士，此人並不是真的很有見地，隻不過為了不使談話冷場，曾經讚歎道：“《聖經》真是一本了不起的書！”的確，這是一個一般真理，一條既適用於《聖經》也適用於其它很多書籍的真理，不過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這條真理既不動人，也不重要。假如這位女士讚歎道：“《聖經》顯然是一個神聖啟示！”那麽她就表達了一條特殊真理，隻適用於《聖經》，不過卻有趣得多，重要得多。相反，假如她告訴我們《聖經》是一本書，那麽她告訴我們的是個更加一般真理，也更加乏味。假如我隨便找一個人，詢問某某是誰，卻被告知某某是個人，我會感到很不滿意；但是假如有人告訴我那是艾薩克·牛頓爵士，我當即就會表示感謝，感謝他告訴我的信息。一般性使得主語變得重要，特殊性使得謂語變得重要，這個事實不言而喻，並且上述例子也可以證明。假如我說某個中國人吃鴉片，那麽我就講了一件很乏味的事，因為我的主語（某個中國人）是特指。假如我說所有中國人都吃鴉片，那麽我就講了一件有趣的事，因為我的主語（所有中國人）是泛指。假如我說所有中國人都吃，那麽我講的就沒趣，因為我的謂語（吃）是泛指。假如我說所有中國人都吃鴉片，那麽我就講了一件有趣的事，因為我的謂語（吃鴉片）是特指。[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