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都存在一些危機階段，有的時候是在書的前五十頁左右；有些時候是在書籍快要結束的時候才體現出來。確實，沒有危機的書籍就想沒有得過麻疹的孩子一樣，很可能會有些問題。
本書的危機出現在幾分鍾之前。當時，我想要在1925年撰寫關於寬容思想的著述似乎還有些荒謬，認為我為這本書進行的基礎研究而花費的寶貴時間和辛勞也可能是徒勞的，我更想用我的作品點燃爐火，重新燃起伯裏、萊基、伏爾泰、蒙田和懷特的思想火光。
這又怎麽解釋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與自己設定的命題長時間形影相隨，心中存在一種無法避免的厭倦情緒；其次，擔心這種書籍沒有什麽實際價值；第三，就是擔心這本書中某些內容會，成為一些不太寬容者辯護其可惡行為的資料來源。
但是，除了這些理由之外，在當前情況下，還存在著幾乎無法逾越的“體係”難題。
一本書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有好的開端和結束，本書有了開端，但是，如何結束呢？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可以指出，某些恐怖的犯罪行為，是打著公平正義的旗號犯下的，實際上卻是不寬容造成的。
我可以描繪，當不寬容被抬升為主要價值觀的高度時，人類會陷入多麽苦難的時代。
我可以痛斥和嘲諷不寬容，直到我的讀者異口同聲地高呼：“消滅這個禍害！讓我們共同寬容起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做不了，我無法說出，這個崇高的目標怎麽才能夠實現。時下，有很多小冊子指導我們的生活，從飯後聊天到口技表達。上個星期天，我看到一則函授課程廣告，至少有二百四十九門課程，培訓機構保證教學水平和效果，費用低廉。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能用四十個課時解釋清楚“怎麽樣才能變得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