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三日一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手持一份《國內和平協定草案》趕到六國飯店，交給國民黨首席代表張治中，並通知南京國民黨代表團：今晚九時正式舉行和談會議。
張治中匆匆閱畢，心情十分沉重，他的“第一感覺是全篇充滿了招降書和罪狀的語氣，第二感覺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實在說，這個草案在國民黨頑固分子看來，不啻是‘招降書’、‘判決狀’，和他們那種‘劃江而治’、‘平等和平’的主觀幻想固然相差十萬八千裏，即就我想象中的條款來說，也實在覺得‘苛刻’了些。固然，和談是以毛先生元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項做基礎，而且我事前也明知這次和談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於自己主觀上對和平的癡心夢想所驅使，仍然期望‘奇跡’一旦會出現。現在是完了，在我當時尚且認為‘苛刻’的條款，在國民黨反動派又豈有接受的可能？”怎麽辦？他“馬上召集各代表、顧問和秘書長開會，加以研究”。
雖說南京國民黨和談代表的思想基礎不盡相同，但他們看完《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之後的感覺卻與張治中類同：那就是即將開始的和談是沒有希望了。因而，他們依照多年從政的經驗，個個木然以待，誰也不主動開口打破僵局。一時間，室內的空氣凝重了許多，壓迫得大家喘氣的聲音都似大了些許。最後，張治中分外沉重地把方才的感覺說了一遍：“那好吧，我先談。說句老實話，我是一口氣讀完的。第一感覺是，全篇充滿了招降書和罪狀的口氣，第二感覺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
“我也有文白先生的感覺。”章士釗聽後心裏有了底數，遂坦然地說道，“這個草案在國民黨中的頑固派看來，不啻是招降書，是判決狀。單從措辭上看，我也覺得實在是苛刻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