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渡過於都河踏上征途之後，秋風漸緊，秋雨報寒，再加上雨中的山路泥濘難行，吃飯又沒有保證，他那大病未愈的身體越來越弱了。然而，每當他看到指戰員抬著笨重的機器，帶著“壇壇罐罐”，艱難地在山地中行軍的時候，他不是無限悲哀地搖頭，就是強忍著憤慨在歎氣。
雖說中央紅軍在一個月的突圍轉移中，相對而言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第一、二、三道封鎖線，可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和天才指揮員清楚地知道：一旦蔣介石獲悉了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目的和路線之後，他就會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調動全國的軍事力量，給紅軍預伏設置一個又一個布袋陣，造成“請君入甕”的態勢。加之紅軍最高“三人團”又不懂得臨機處置的作戰原則，轉移中的紅軍將厄運環生了。因此，他那未愈的病體又被這沉沉的心事壓得更加虛弱不堪了！
毛澤東早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在突圍轉移的過程中又沒有具體的使命，可他依然保持著過去的傳統：每到一地，他就要警衛員搜集報紙，探聽敵人有關的軍事調動與部署的情況，十分及時地掌握敵我雙方的態勢。與此同時，他還要警衛員為他找好辦公桌——如果找不到也必須用門板搭一個臨時的辦公桌，上麵放著他的公文包、馬燈，還有打開的軍用地圖……簡言之，他仍然像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統帥！他如此而為的原因有二：一是關心紅軍未來命運的責任心驅使，再是為了思索如何才能改變紅軍被動挨打——並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辦法。換言之，毛澤東是“不在其位，仍謀其政”。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指戰員似乎都在暗暗自問：“這是怎麽了？”但是，在中央高層領導中不僅問“這是怎麽了”？而且還在思索“怎麽辦”的除了毛澤東、張聞天以外，還有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