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會見南京國民政府駐蘇武官
1936年2月的莫斯科一片冰天雪地。
莫斯科火車站十分熱鬧，來自東方和西方不同膚色的旅客出出進進，把站前廣場上的積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經失去了潔淨的本色，很像是一條潔白幹淨的大床單，踩上了無數個腳印一樣。冰雪報複旅客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凍得抄手縮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摔得仰麵朝天！
隨著不算太多的進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著高級海獺皮帽，穿著狐皮大衣的中國人穿過候車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視，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為抗禦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頃，擴音器中傳出了女播音員的親切的話聲：“接站的同誌、先生、女士們：請注意，由法蘭西駛來的客車就要進站了！……”這位接站的中國人駐步傾聽，從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語太差，聽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結束，他從容地放下遮住麵頰的狐皮衣領，我們方才認出：他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於1933年夏撤離上海之後，安全地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工作。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在1934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錯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作出貢獻。這兩次任務都是重要的，因為當時蔣介石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江西蘇區，步步為營。但是由於王明路線和共產國際顧問李德都不讚成談判，所以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據李一氓回憶：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黨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地位。會議完畢後，潘漢年同誌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行聯絡。據潘漢年同誌和我說，由於路不熟，話不通，旅行是困難的。當時就由紅軍逮捕了一個販賣鴉片的商人，和潘漢年同誌一同關在監獄裏，由潘幫助同時釋放，這樣才由貴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蘇聯船，到達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