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鼎被俘以後，先解往南昌行營軍法處，再轉送九江俘虜營。他自稱是紅軍兵工廠的化鐵技師，巧妙地隱瞞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他為了取得敵人的信任，盡量尋找機會做些技術活，並有意帶徒弟。待到敵人放鬆對他的看管以後，遂溜出俘虜營，在碼頭找到開往上海的船，把錢給了“扛黃魚”（拉私貨、私客的行話）的船員，被藏在船艙裏，逃離了九江。
華的美國進步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當史沫特萊聽說劉鼎是來自江西的紅軍，遂把劉鼎帶到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的家裏，並囑咐道：“他將住在你們這裏，直到他去別處。”劉鼎遂以“周先生”的化名留居在路易.艾黎的家，養好了滿身的疥瘡。越年3月．史沫特萊為劉鼎引來了一位中國牧師，他就是剛從陝北返回上海的董健吾。劉鼎和董健吾原是中央特科的戰友，二人意外相逢，真可謂是喜從心起。從此，劉鼎又被推到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第一線。
誠如前文所說，董健吾受宋慶齡之托前往陝北，並帶回中共中央對國共談判問題的複信給宋慶齡。董在宋處說起，去年12月張學良曾來上海秘密會見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鄭重委托李杜幫助尋找中共關係，以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問題。宋慶齡認為張學良想聯共抗日是好事，應該給予幫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萊和艾黎曾帶來一位避難的“周先生”，“是個頗有學問、經曆不凡的共產黨員，很適合去從事這項工作。”這就促使了劉鼎和董健吾的相見。
董健吾把張學良想找中共關係商談抗日的事說了，征詢劉鼎可否當此重任。劉鼎感到事情有點突如其來，不知底細，就說：“我急於找到黨中央，希望能得到組織的指示。”董說：“到了西安還可以去陝北，這是一個條件，一定要讓他們送你去陝北。這次我去陝北，就是張學良派飛機送到膚施，再派騎兵護送到瓦窯堡的。”劉鼎聽說這是找到黨中央的一個途徑，很興奮，但想到事關重大，表示要考慮兩夭再答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