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入主南京後，他認定共產黨是“心腹之患”，而日本軍國主義步步入侵中國是“皮膚之患”。由此產生了他的所謂“鑲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但是，隨著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及華北日漸危急，全國上下掀起了堅決抗日，嚴懲漢奸的救國熱潮。就在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的開幕式上，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刺殺親日派頭子汪精衛案。當蔣介石獲悉刺客的槍口原本是對著他的，因他未出席合影，汪精衛做了他的替罪羊之後，迫使他不得不考慮“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還能行使多長時間。
蔣介石很快醒悟到必須接過坑日救亡的大旗，方能贏得對外―歐美諸國乃至於蘇聯的支持，對內―舉國上下的擁護。自然，這也要獲罪於日本與國內的親日派。他為了對外遏製日本的侵略，對內分化、瓦解共產黨和紅軍，遂又想到了蘇聯。也就是在這前後，他認真地閱讀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以及中國共產黨有名的《八一宣言》。他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委派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英洛夫接觸，並親自出馬和鮑格英洛夫進行秘密會商。當他得到蘇聯外交部明確答複：蘇聯政府不充任“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談判的中間人”以後，遂決定通過幾條渠道，親自和共產黨建立秘密聯係。其中一條就是希冀他的郎舅宋子文完成這一秘密使命。
宋子文是歐美諸國在華的代言人，因而是個堅定的反日派。他雖說願意完成這一秘密使命，可他身邊並沒有和共產黨有關係的親信，遂求助於二姐宋慶齡。
宋慶齡先生為維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國民黨右派鬥爭了近十年。在這期間，她和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有著較為密切的接觸。當她聽宋子文說：蔣介石希望派一名使者進入陝北蘇區送信，直接和中共中央取得聯係。她似乎未假思索地就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