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來郭沫若百年誕辰之際，朝柱懷著對郭老的崇敬，走訪了漢英。朝柱希望通過對漢英的走訪，對郭老、特別是晚年的郭老有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聽過朝柱的來意，漢英笑著說：“了解郭老，單從學術角度來看，就很不簡單；至於談到晚年的郭老，必須牽涉到特殊的政治背景。我是搞自然科學的，學識和能力都很有限。對社會科學更是外行，恐怕很難滿足你的要求。”
朝柱堅持說：“對於郭老的晚年，大家有不少疑問和不同看法。希望你能談談你所了解的郭老，特別是郭老的晚年。作為郭老和立群夫人的長子，大家對此是有所期望的。”
漢英難以推脫。他說：“好吧。可以談談我所接觸到的一些事情，以供朋友們參考。至於種種疑問和不同看法是難免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點。其實，許多間題不宜現在來做結論，不妨留給後人。”
朝柱和漢英的對話就這樣開始了。
朝柱：郭老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光彩照人，才華橫溢的人物。他的《女神》，他早年對中國古代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他的史劇《屈原》、《虎符》等都是劃時代的，他的政論如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他的史論如《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振聾發玻的驚世之作，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郭老的銳氣卻不及當年了。
漢英：新中國的成立，對郭老來說，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新生。作為一個革命者，他自然要發自內心地漚歌人民革命的勝利，滿腔熱誠地讚頌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成長。
朝柱：是的。瀏覽一下建國後的文藝作品，從茅盾的評論到柳青的小說，從老舍的戲劇到郭小川的詩歌，幾乎都洋溢著對新中國的讚美。我相信他們和郭老一樣是真誠的。
漢英：這種現象是那個特定曆史時期的反映。不過，比起建國初期的文學創作，郭老的史學成就更為突出。五十年代初，他出版了《奴隸製時代》。稍後，他又完成了《管子集校》這部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