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創立學說、成立學派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治天下”，或者說讓他“治天下”的理論為各國國君治理天下服務。“尚賢”與“尚同”，是墨子“治天下”理論的兩大支柱。
墨子的時代，社會處於大動**大變革中，對賢人智士的需要是各諸侯國普遍麵臨的一個迫切問題。
墨子打了一個比方：“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製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借良宰。故當若此二物者，王公大人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尚賢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功富貴、麵目姣好則使之。夫無功富貴、麵目姣好則使之，豈必有智慧哉？若使其治國家，則此使無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墨子。尚賢》）諸侯和卿大夫有一件衣服不會做，一定要找一個巧手的裁縫，有一頭牛一隻羊不會宰，一定要找一個手腳利落的好屠工。有一匹瘦馬不能治，一定要去找一個好獸醫。有一張弓不好用，一定要去找一個好弓匠。在這些細小的事情上，諸侯、卿大夫知道任用能者賢士，但是在治理國家這件大事情上，卻不知道崇尚賢者，任用能者，而任人惟親，或以貌取人。他們所用的那些骨肉親戚，或雖沒功名但麵目姣好的人，不一定有智慧，任用他們來管理國家，國家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了。墨子對這種任人惟親的方針痛下針砭，認為這就如同讓啞巴去當外交官，讓聾子來做樂隊指揮，是很荒唐的。這些諸侯卿大夫“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小事上精明，大事上糊塗，小事上能任人惟賢，大事情上卻任人惟親。
墨子指出：“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墨子。尚賢上》）國家賢良之士多，就會繁榮富強，國家賢良之士少，就會積貧積弱。所以對於諸侯和卿大夫來說，最大的事就是網羅優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