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鄉試、會試第三場都要試策，試策的內容，不外乎經、史、時務三大類，尤其是時務題，是與當前形勢與問題密切相關的考題。比如兵、農、刑、禮、吏治、河防、工賑、教育等等，每次試策題多則五道，少則三道，要求關切事理、言之有物。乾隆十九年（1754），紀曉嵐參加會試，所試策問是關於黃河流域的治水問題，因為那幾年黃河下遊水患頻有發生，按說這是個很貼近社會現實的命題。但乾隆皇帝對這道策問卻十分不滿，下旨指斥出題的大學士孫嘉淦、陳士倌：“策問時務，用覘士子學識，主試官不當以己見立說。上年順天鄉試，問黃河北行故道。今春會試，問黃河下流。皆孫嘉淦、陳士倌一己私見，究亦空言無補，若以此為去取，將啟士子窺探迎合附和之弊，其漸尤不可長。嗣後有似此者，必治其罪[3]！”
乾隆皇帝對這道策問不滿意，主要原因不是說這道題題路狹窄，容易讓聰明的考生堵上，而是這道時務題太不合“時宜”，出題的考官又太不識“時務”——皇帝一直在為黃河下遊水患的事一籌莫展，考官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這樣的題，等於是讓皇上難堪。所以皇帝心裏十分惱火。
陳士倌是紀曉嵐乾隆十九年會試的座師，紀曉嵐本人也是參加會試的親曆者，對這件事情的教訓牢記在心，他從當考官那天起，每一次出題都小心謹慎，反複揣摸，不敢出一丁點差錯。乾隆己卯山西鄉試，紀曉嵐出策問三道；乾隆甲辰會試，他出策問五道；嘉慶丙辰會試，他出策問五道；嘉慶壬戌會試，他出策問五道。這些選題，皆圍繞著經、史及音韻、訓詁、詩學等兜圈子，而遠離社會現實，不沾一點“時務”的邊兒。
沒想到這最後一次做考官，讓他遇到了一場麻煩。在還沒有發榜以前，外邊就已經有人傳揚前幾名的名字了。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禦史密奏嘉慶皇帝。嘉慶皇帝十分惱火，立刻派人追查誰走漏了消息。一時間，參與這場會試的大小官員，無不人人自危。紀曉嵐想，這一路追查下來，不知有多少人要株連下獄。而且不管問題出在誰身上，他這個正考官的責任都推不掉。思之再三，他拿定了一個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