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元年（1796）六月初一日，紀曉嵐調兵部尚書。十月十四日，調為左都禦史。嘉慶二年（1797）八月二十日，複遷為禮部尚書。對前朝老臣，嘉慶皇帝最為倚重的是紀曉嵐和劉墉、董誥，而對太上皇時代炙手可熱的和珅，嘉慶皇帝的態度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這其中緣由，眾說紛紜。
民間的版本說：乾隆皇帝準備歸政時，和珅生怕自己被新皇帝冷落，就百計慫恿乾隆皇帝“傳位不傳璽”。也就是說隻把皇帝的位子傳給顒琰，而象征皇權的傳國玉璽，卻不交給他。這樣，等於天下還是掌握在太上皇手裏。隻要天下還掌握在太上皇手裏，那就和掌握在他和珅手裏沒有什麽兩樣。
所以舉行禪讓大禮宣布授傳國玉璽時，太上皇變了卦，和珅突然宣布了太上皇“傳璽另行頒禮”的諭旨。
這道禦旨一出，大殿上立即亂成一團，剛坐上皇帝禦座的顒琰一時目瞪口呆。
這時隻聽殿上一聲高呼：“當今安能有無大寶之天子？”
大家循聲望去，原來是內閣大學士劉墉。
紀曉嵐作為禮部尚書主持大禮，剛才授璽一節突生變故，讓他感覺無所適從。劉墉這一喊，紀曉嵐膽子也壯了，當即宣布：“傳璽另行頒禮有違祖製，待禮部奏請皇上，傳璽一體舉行。”
紀曉嵐和劉墉在太上皇麵前長跪不起，乾隆猶豫再三，最後還是交出玉璽。
所以嘉慶皇帝心中對紀曉嵐和劉墉充滿了感激，以寶冊元老對待，而除治和珅的念頭，也一天比一天堅定。
乾隆皇帝雖已歸政，但明確宣示，他交出去的，隻是那些接待使臣、祭祀禮儀之類的日常工作，至於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還是由他一人決斷。而且規定“嗣皇帝朝夕聽我訓導”，退位之後，仍以“朕”自稱，其旨意稱“敕旨”，文武大臣官員進京陛見及外任，都要首先接受太上皇的恩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