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的纂修，自有其獨特的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
首先，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官修大型叢書的傳統。如三國時代之《皇覽》，唐代之《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三教珠英》（又稱《海內珠英》一千三百卷）、《開元道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宋代之《太平禦覽》（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開寶藏》（五千零四十八卷）、《萬壽道藏》（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明代之《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正統道藏》（五千三百零五卷）等。清康熙年間又相繼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淵鑒類函》（四百零五卷）、《佩文韻府》（五百六十四卷）等。每當國家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明之世，必舉全國之力纂修規模宏大的叢書、類書。
乾隆朝中期，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具備了編纂“國家大書”的條件。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苦心經營，到了乾隆年間，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高度發展的鼎盛期。乾隆皇帝即位後，消除了來自滿族貴族內部各種勢力的對立對皇權的威脅，有效防止了曆代封建王朝經常出現的宰相專權、母後幹政、外戚篡弑、大臣結黨、宦官擅權等弊端，專製皇權高度集中，國家機器進一步強化。
同時，由於康、乾時期清政權內部的穩定，為發展經濟、鞏固國防、經略邊疆創造了先決條件。在**盡南明殘餘勢力之後，清政府堅決抗擊沙俄殖民主義者的武裝入侵，平定三藩之亂及邊疆地區的數度叛亂，收複了台灣，擊敗了廓爾喀軍隊對西藏的兩次入侵，其武功達到巔峰。紀曉嵐在《平定準噶爾賦》中曾滿懷**地讚頌：“三十六國，鹹遵正朔，浩乎大哉，此王道之極盛，而三五之遐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