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全國性的搜求圖書活動推向了新的**。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皇帝又一次下詔，口氣就比上一年嚴厲得多了。他威脅各省督撫、學政，“且此事並非難辦，尚爾率略如此，其他尚可問乎[13]？”這件事並不難辦，你們還這麽草率推諉，其他事情用不著問了。這是明明白白指責他們瀆職。皇帝還指責某些藏書家有顧慮，不聽他的招呼。
乾隆皇帝知道官員和藏書家心存顧慮，又不得不給藏書家和各省督撫官員們吃顆寬心丸：“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或傳聞互異，或記載失實，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觀，原不妨兼收並蓄，即或字義觸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又何必過於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藏書之人乎[14]？”即使獻上的書有問題，也不會追究。但是如果哪個藏書家不將藏書目錄主動交給朝廷，一旦發現未報的書有什麽問題，那時就絕不會再放過你了！
乾隆皇帝還做出如下承諾：一、保證歸還。“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本、寫本，皆官為借鈔，仍將原本給還。”二、對獻書有功者給予獎勵。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一百部以上者，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三、題詠。進書百種以上者，並令擇其精醇之本，進呈乙覽，皇帝親為評詠，題識簡端。四、記名。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為“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某省督撫、某人采訪所得附載於後[15]。
雖說是麵向全國征集圖書，但重點卻隻在江蘇、浙江兩省。因為這兩個省是當時經濟上最富庶，文化上也最發達的地區，藏書最多。一些著名的藏書樓，如昆山徐氏傳是樓，常熟錢氏述古堂，嘉興項氏天籟閣，朱氏曝書亭，杭州趙氏小山堂，寧波範氏天一閣等，全在這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