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1772），紀曉嵐重任庶吉士小教習。
庶吉士小教習，由侍讀學士以下各官選任，滿漢官員各數人，分別訓教庶吉士的滿、漢文課程。每科殿式之後，選文行兼優之士為庶吉士，進庶常館深造，三年期滿，“散館”後任用。庶吉士又稱“庶常”，故學館又稱“庶常館”。庶常館設滿、漢教習二人，由吏部開列翰林院掌院學士、內閣學士，題請皇帝欽派，小教習是庶常館教職。這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紀曉嵐三十八歲時的官銜，時光過了十一年，又回到了原點。
乾隆三十七年（1772），對於中國文化史來說，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
這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頒下一道諭旨，令各省官員廣泛搜集前代遺書：“今府內藏書，插架不為不富，然古往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遺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采集，匯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隸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1]。”
乾隆皇帝還規定了搜訪圖書的標準和範圍，凡“曆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又如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範、任啟運、沈德潛輩，亦各著成編，並非剿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這是征集的標準。至於“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屑無當者，均無庸采取[2]。”
乾隆皇帝在這份征書之諭中還規定了對所采圖書的處置辦法：“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鐫刊，隻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