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初稿完成，這是一項曠古文獻工程。呈進禦覽，乾隆龍顏大閱，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辦竣，呈覽，頗為詳核。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敘[3]。”
《總目》共收書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加上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種，九萬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共收書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卷，是中國古代規模最為弘大、體製最為完善、編製最為出色的目錄學巨著。
編纂《總目》的緣起，要上溯到《四庫》開館之前。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發布第一道中外搜訪遺書詔令，命令各省督撫著力購訪古今著作，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並特別指出：“各省搜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鑒別，悉行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旨何在，簡明開載，具折奏聞。候會齊後，令廷臣檢核[4]。”這是《四庫總目》編纂的最初緣起，同時也大體上提出了編纂框架和基本原則。
同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皇帝下詔訪求遺書之機，提出了開館校書的奏折，其中第四條提出編纂目錄的構想：“著錄校讎，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較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列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察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