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二十九日，紀曉嵐再調左都禦史，又掌烏台。
為書吏議敘過優及抄寫工價之事，紀曉嵐與總裁王傑發生了爭執，這件事鬧得不可開交，倆人為此別別扭扭，從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一直鬧到五十六年（1791）正月。乾隆皇帝不得不讓軍機大臣調停此事。事情起因是：乾隆五十三年五月紀曉嵐在熱河時，王傑奏續修《禮部科場條例》其書不過一千四百餘頁，而原奏議敘書吏有二十名之多，計每人寫書不過七十餘頁，較各館議敘實為太優。又原奏僅有書吏自備資斧辦理紙張、飯食、板片、工料之語，並未奏明派令出銀。王傑令書吏二十名每人出銀一百五十兩，並七八十兩不等，存貯部庫，以為修書之用。紀曉嵐不同意，二人發生了爭吵。
紀曉嵐同王傑的關係是不錯的。不隻是不錯，而是交誼至厚。王傑字偉人，號惺園，陝西韓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第一，官至軍機大臣、上書房總師傅、東閣大學士。王傑也是一條耿直的漢子，他和紀曉嵐一樣，決不與和珅酬接趨走，在這一點上二人可謂誌同道合，但為了書吏出銀的事，二人鬧翻了。紀曉嵐情急中說出了王傑把書吏賠付的銀子拿回家去的話。王傑不依不饒，向乾隆皇帝上了折子。
四庫館中人數最多的就是謄錄人員，繕書處謄錄的定額為四百人，薈要處謄錄為二百人，共六百名。這個數字還不包括臨時增加的篆隸及繪圖謄錄和總目處、考證處、聚珍處的謄錄。而且這個六百人的定額是動態的，《四庫全書》開館期間，謄錄官隨有進出，有學者根據七份《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薈要》的謄寫工作量，計算出先後在館工作的謄錄為三千人以上。
充當四庫館謄錄，也是許多落第士子入仕的終南捷徑，但是這麽多的謄錄人員，不可能每個人都能得到議敘的機會。實際上，能通過議敘的畢竟是少數。謄錄議敘也有嚴格程序，首先是論功分等議敘。以五年為期，核其繕寫數量、工拙，分別等第，造具清冊，移谘吏部查核。在分等議敘時，也充分考慮謄錄原來的身份。第二是驗明謄錄人員身份，將謄錄人員姓名、年貌、三代履曆、到館日期、中式科分、報捐年月等，由館詳細造冊，谘順天府核實檢查。如實係土著，即具土著同鄉六品以上京官印結，由順天府加結，谘部核明議敘，防止有人寄籍冒籍。後來又增設了考試科目，吏部議定的方式是：凡年滿議敘人員，吏部匯齊人數五十名以上，奏請皇帝命題，並特派大臣監試，禦史入場，嚴加考試，仍令原出結之同鄉京官臨場認識，以防混冒。其有考試正途出身者，必須文理通順，即由監貢捐納出身，亦須字畫端楷，方準入選。所以議敘過優是個敏感的問題，館中權臣彼此間多有爭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