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之際，中國社會經曆了一次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與文藝複興。而這次解放與複興所憑借的學術手段就是清談。研究中國中古時代的社會、政治、思想與學術，無論哪一方麵，都不能不涉及清談這個題目。它既引人入勝，又一向聚訟紛紜。它經常被研究者們提到，但對它的真麵目我們至今所知甚少。
第一個對魏晉清談進行界定並加以描述的學者是清朝乾嘉年間的趙翼（1727—1814）。趙翼在他的《廿二史劄記》中撰有“六朝清談之習”及“清談用麈尾”兩條，文字雖不滿兩千，但對清談的源流卻有頗完整的敘述，史書中有關清談事跡的記載他也大致上都提到了。
現代開始注意到魏晉清談並進行較為仔細的研究的是幾位日本學者。市村瓚次郎在1919年發表了《清談源流考》一文（《史學雜誌》，三〇卷四、五、六、九、一一號連載），直接繼承趙翼的工作，拓而廣之，補充了若幹史料。像王僧虔《誡子書》、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這些在後來的清談研究中常常用到的重要資料，都是他首次提出來的。市村的文章，今天看來，學術價值不算高，其中有不少可議的看法，如把清談定義為“清新奇警的談論”之類。但他是第一個用現代方法來研究魏晉清談的人，其發軔之功自不可沒。文中談到清談的語源及起源，清談與七賢、八達的關係，清談與佛教的關係，當時人反對清談的言行等等。觀點雖大可商榷，但至少是把問題提出來了。
1934年，另一位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發表《清談》一文（載《東洋思潮》，四卷），可說把魏晉清談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青木的貢獻在強調清談與道家思想的關係，並據此將清談家分為名理派與道家派，道家派中又分為析玄派與放達派，再以此分派為脈絡來觀察魏晉間清談之發展，從而對《世說新語》中的清談資料做了第一次有係統的整理。青木認為魏晉清談源於東漢之人物批評（精確地說，這是青木的朋友岡崎文夫之說，參看青木原文），始於魏太和間荀粲之論“性與天道”，這一觀點後來也廣為學術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