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學術者，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分。考漢學之變為宋學，其關鍵正在魏晉。論中國學術之演變，而忽略或否定魏晉學術，是不可思議的。而討論魏晉學術，卻忽略或否定作為魏晉學術演進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清談，也是不可思議的。
但事實上，魏晉清談的的確確沒有受到學術界足夠的重視，無論中文外文，至今沒有一本詳細討論魏晉清談的專書，即是明證。考其原因，一方麵固由材料不足，因而研究不易；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對清談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輕視，這輕視又來源於一種由來已久的誤解，即所謂“清談誤國”。
“清談誤國”之說，最早見於王衍臨死前的自責，說：“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494]其後幹寶在《晉紀·總論》中批評當時清談之風，說：“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495]東晉王羲之也曾經對謝安說：“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496]這些批評都還不算十分嚴苛，也沒有直斥“誤國”。到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炎武的《日知錄》裏，則直言“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甚至以“亡天下”之罪歸之。[497]從此以後，“清談誤國”“清談亡國”便成為眾口一詞的鐵鑄公案了。
顧炎武的話未免太偏激了一點。他憤於明之亡於清，找不出原因，卻把它歸於當時學者們的高談心性，於是追根溯源，乃怒斥魏晉人的高談《老》《莊》。其實明之亡於清是政治與軍事沒搞好，同高談心性有什麽大關係？西晉之亡於劉、石，也是政治與軍事沒搞好，同高談《老》《莊》有什麽大關係？謝安之答王羲之，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初看似是強辯，細思甚有道理。政治、軍事出了問題，不清談照樣亡國；政治、軍事不出問題，清談照樣不會亡國。王導、謝安都雅善清談，不礙其為高明的政治家，鍾會、桓溫、謝玄也雅善清談，不礙其為高明的軍事家。王衍之亡國，真正的原因也不在清談，而是當時的袞袞諸公（王衍所說的“吾曹”）既無治國的才能又不努力辦事的緣故。清談與國事的關係正如同看書、下圍棋、看電影、打高爾夫球與國事的關係一樣，實在無所謂誤不誤的問題。當然，一個負重要責任的政治領袖如果丟下正事不幹，一味沉溺在這些愛好裏，那當然是要誤事的。但這種因沉溺而誤事的情況，任何一種嗜好都可導致，又豈止清談一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