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即梵語“魔鬼”之意。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提出，謂世間人當莫不秉有魔血，但“非強怒善戰豁達能思之士，不任受也”。魯迅推崇魔性，是著眼於其獨立個性及叛逆精神，要“張個性而排眾數”，在這方麵，尼采、拜倫、雪萊、彌爾頓等人是其精神楷模。中國古代也有屈狷、莊狂、濟癲、八怪，但隻是外部現象上的一種“乖戾之氣”，而在內心生活上，他們所追求的無非是逍遙自在、率性自得的平和曠達之境，就是死，也覺得自己是“出於汙泥而不染”“質本潔來還潔去”“九死而未悔”，而缺乏性格內在的魔性力量。魯迅不是這種消極無為的自閉者，他向往著“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淡淡的血痕中》）為此，他提倡“絕望的抗戰”，在絕望中奮起，相信“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認為隻有這樣，人類才或許可以得救，當然也可能滅亡，但卻保持著人的尊嚴。人心的火焰不應當成為供人玩賞的、玲瓏剔透的小擺設，與其不死不活地凍僵在那裏，還不如盡其火焰的本性而“燒完”（《死火》）。
但這樣的人，必是狂人，多事的人。譬如一間封閉的鐵屋子裏，人們都睡得好好的，就是被悶死也是“安樂死”，你卻要去喚醒他們，使他們經曆死亡的痛苦（見《呐喊·自序》）。你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失敗卻幾乎是必然的。帕斯卡通過“打賭”而信仰上帝的存在，因為他算出自己會穩操勝券；魯迅卻明白自己注定要輸：人類若不能因此得救，他就是瞎折騰一番；人類即使萬一得救了，也絕不會感謝他，而會忘掉他，就像部落的人群踏滅了丹柯的心那樣。但他不顧這一切而“舉起了投槍”。依他的才華，他可以去埋頭炮製鴻篇巨製，獲諾貝爾獎，但他為了戰鬥而拋棄了這一切。他認為這樣的土地隻長野草，不生喬木。他寧可像一盞油燈，熬幹了自己，照亮了虛空，“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它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17]。他當然知道個人是渺小的，他絕不是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呐喊·自序》），但他偏要給這“太平”世道上，添上一點不平和煩惱，使那些安心享樂的人不痛快，揭開他們坦然自得、問心無愧後麵的虛偽和腐朽。這在那些自認為正大光明的“君子”眼裏便顯出是一種陰暗的複仇心理。魯迅自己也不否認這一點，並說過“寫這些無聊的東西”，“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還說自己“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兩地書》），即一種惡作劇式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