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這本書，開宗明義就提出：“20世紀中國思想史的最顯著特征之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遺產堅決地全盤否定的態度的出現與持續”，其“直接曆史根源”，可追溯到“五四運動時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識傾向”[21]，所以，“充分理解五四時期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意義，無論怎樣強調都很難說是過分”，它構成了“後傳統中國曆史”上的“轉折點”（第5頁），由於這種反傳統的激烈性，“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把它說成是全盤的反傳統主義”（第6頁）。
綜觀全書，還可以看到，林先生的意圖還不僅僅是探討五四運動中所包含的反傳統主義因素（對此當然無可非議），而且是要根據這一因素來為五四運動做出全麵的評價和總結，如他在“結論”中說的：“如果從曆史角度對五四時期作一回顧，我們便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時代的顯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麵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特色”（第284頁），並且說：“我希望我的研究不僅能對現代史的這一關鍵時期提供一些基本的理解，而且也能為中國知識和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指出方向”（第298頁）。顯然，林先生是把五四運動“基本理解”為一場全盤性的反傳統運動，這是他對五四運動的總體概括。
這種概括能否成立呢？
我認為不能。道理很簡單，就像我們不能用“殺人”來概括一場戰爭一樣。
不錯，五四運動的確具有否定中國傳統的傾向或態度，然而，這裏還應當有些最起碼的界定必須提出來和分辨清楚：1.五四是為了什麽而反傳統？2.五四是用什麽來反傳統？3.五四反傳統的實際作用和後果是什麽？對五四運動的任何概括，如果不能反映出至少其中一個問題，都很難說是觸及到了本質。
林先生的概括恰好回避了這些實質性的問題。盡管他宣稱人文學科最重要的應是關注具體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的通性（見第391頁），但他還是要借助於“反傳統”這一概念的籠統性，把五四運動和60年代的“**”混同起來。“這兩次‘文化革命’的特點，都是要對傳統觀念和傳統價值采取疾惡如仇、全盤否定的立場”（第2—3頁）。這種極不明智的混淆，已在中國親身經曆過“文革”的人們中引起了驚訝[22]，因為他們通常是將“文革”與秦始皇的焚書和迫害知識分子的暴政相提並論，萬萬沒想到這十年竟還與反封建、反愚昧、啟蒙和強調科學知識的五四運動有瓜葛。也許這可以算作林先生的一個發現吧。但從邏輯上看，似乎還應該有一個更大的發現在等待他去提出來：五四運動的全盤反傳統不過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繼續而已！